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研究——理論旅行與本土化實踐研究”負責人、福建師范大學講師

什么是文化研究？自20世紀50年代中葉文化研究興起以來，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棟，但對于“文化研究”的概念、內涵、范疇以及研究方法并未達成統一的共識。盡管文化研究的出場缺乏一個權威的“命名儀式”，但這個概念已然顯示出強大的概括性與遠征能力，持續不斷地為一大批學術成果打上獨特的烙印。文化研究是一個無法繞開的概念、一種方法與范式，從某種意義而言，對文化研究一無所知的人很難解釋當今的文化現象，這也恰恰表明文化研究制造了持續的震撼力。

“理論的喧鬧”與多副面孔

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論遺產》中指出：“文化研究擁有多種話語，以及諸多不同的歷史，它是由多種形構組成的系統；它包含了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它永遠是一個由變化不定的形構組成的系統。它有許多軌跡，許多人都曾經并正在通過不同的軌跡進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與理論立場建構的，所有這些立場都處于論爭中。”這種說法讓我們意識到——文化研究的概念史或許包含了另一種可能：概念的含混與概念的廣泛傳播可能存在某種隱秘的聯系。換言之，概念的多義與曖昧制造了文化研究的多副面孔，以至于它可以適時而變，順利登陸不同的文化圈，迅速融入本土文學藝術運動。文化研究百寶箱擁有的豐富內容可供不同場合征引、強調、擴張，為文化研究進駐各種文化圈搜索到一個合適的入口。文化研究與激進的民族主義傳統在澳大利亞產生了極大反響，文化研究在印度與女性、賤民、社群等運動密切結合，文化研究在南非是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重要環節，文化研究在日本繼承了它長遠強大的左翼學術傳統并與新興社會運動相結合。

文化研究的先驅之一，是以工人階級和大眾文學藝術為研究對象的英國伯明翰學派。這一文化研究運動是由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和理查德·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所引發的，并于1964年由霍格特組建成頗具影響力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另一先驅是羅蘭·巴特，他在《神話學》中分析了賦予諸如女性時尚和職業摔跤等社會活動以意義的社會習俗和代碼。在文化研究播撒過程中，作為一門學科、一種學術實踐活動的文化研究已然發生了一系列異質性變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已經逐漸不再具有特定的指稱，它已經迅速地浸入各個領域，所召喚的是一群不愿意被綁鎖在單一既定的學科之中，或是僅專注于特定文化形式的研究者。”霍爾形象地將文化研究的結構比喻為一把傘，它包括意識形態分析、話語分析、種族意識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大眾文化批評以及女權主義批評，等等。

三次重要轉向與范式轉換

在理論發展和論戰之中，文化研究并不固守原有立場，而是變換它的腳步，在辯論中取得活力和養分，這也是文化研究能夠不斷求變、繼續存活下去的主因。縱觀文化研究的理論圖譜，可知其經歷了三次重要“轉向”，通過這些“轉向”的認識，能更清晰地繪出文化研究的理論軌跡與位移。

從文化主義到結構主義。霍爾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兩種經典范式：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文化主義范式通過不同的方式——諸如威廉斯將“文化”與生活方式融聚在一起，而湯普森則圍繞“經驗”這一概念，將意識與存在條件這兩個因素融合在一起。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義”脈絡，被結構主義打斷了。如果說文化主義是對歷史性的強調，那么結構主義則是對共時性的強調。但這兩種范式“既在分歧中也在共通點上”探討一個重要的命題：什么必須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題？就如霍爾所言：“它們不斷將我們帶回由具有緊密耦合性但并不互相排斥的文化/意識形態概念所標示的領域。”

文化研究的“葛蘭西轉向”。葛蘭西的霸權概念被引入英國文化研究中，引發了對大眾文化的重新思考，產生了文化研究的“葛蘭西轉向”。文化研究的路徑嘗試借助葛蘭西確立的一些術語，從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兩者中汲取最好的因素以推進自己的思考。“葛蘭西轉向”主要引發了兩方面的重新思考：一是引發了對大眾文化的政治的重新思考；二是引發了對大眾文化概念本身的重新思考。而且，文化研究中的霸權理論，已不僅僅局限于從階級角度闡釋權力關系，它已經進一步擴展，將性別、種族、意義以及快感等納入了考察范圍。

后現代與文化研究的轉捩。隨著“后現代”這一概念的廣泛使用，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文化研究，尤其是在大眾傳媒與消費文化研究領域，也出現了傾向于后現代文化研究的諸種觀點。如若追溯文化研究后現代轉向的理論來源，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詹姆遜和鮑德里亞的后現代主義理論。文化研究中的后現代轉向最值得關注的一個方面，乃是文化研究自身在后現代理論挑戰下如何應對，或者說文化研究在這種挑戰下如何重構自己的規劃。顯然，文化研究者借用了后現代的“反本質主義”以及“去中心化”的策略，反思并瓦解了左派政治僵化的傳統觀念，同時將“主觀維度”及對個體的關注納入政治話語之中，從而構建了一個能夠回應現實變革和重新動員政治主體的理論范式。

重繪文化研究的“理論地形圖”

戴錦華曾在《文化地形圖及其它》一文中描繪了文化研究的“地形圖”：“文化研究之于中國，仍可為其勾勒出一條西方理論的旅行線路：英國：伯明翰學派、對工人階級文化的再度發現→美國：作為跨學科、準學科的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論、后殖民理論及其表意實踐、關于公共空間的討論及其族裔研究、性別研究→第三世界、中國。”這幅地形圖基本上勾勒出文化研究的理論旅行路徑，但鑒于文化研究多副面孔造成的“理論的喧鬧”，必然要求我們立足于中國文化語境，才能深入認識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理論旅行以及本土化實踐過程。

1994年，李歐梵、汪暉的訪談《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與區域研究》以及《讀書》雜志舉辦的“文化研究與文化空間”討論會，開啟了文化研究的中國之旅。此后，涉及文化研究的一系列叢書陸續推出，不斷豐富著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從2000年《文化研究》雜志創刊至今，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學界已經形成聲勢浩大的人文思潮，其影響擴散到文學、藝術學、傳播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地理學、都市研究等諸多領域。與此同時，文化研究在高校體制內的學科建制也逐漸完善。

從當前眾多關于文化研究理論資源的譯介，既可以看出文化研究理論本身的豐富性與廣泛性，也體現了中國學界對文化研究的理論期待。無論是對翻譯資源的選擇還是翻譯者本身而言，文化研究的翻譯本身就隱含著一種介入的意圖和期待。誠如戴錦華所言，文化研究的興起不僅意味著一種新的學術時尚的到來，而且是直面本土的社會現實，尋找并積蓄新的思想資源的又一次嘗試和努力。因此，文化研究與其說是又一次西方理論的旅行，不如說是當代中國學者在面對復雜現實時所做出的學術選擇，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介入本土化實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