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筆記”的涵義，學術界看法不一。古代筆記原是指沒有一定體例、信筆札錄的一種文體。我們認為筆記乃隨筆記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古人隨筆記錄，意到即書，常常“每聞一說，旋即筆記”，具有敘事紛雜的特性。從寫作體例來看，宋代筆記隨事札錄，不拘一格，作品名稱與“筆”相關的有筆記、筆錄、筆說、試筆、筆談、隨筆、漫筆、余筆、筆志、筆衡等，這些名稱無不體現了宋人筆記隨筆記事的特性，有別于正史的嚴肅劃一，亦別于志怪傳奇的天馬行空；從內容看，涉及典制、歷史、文學、民俗、宗教、科技、文化等，蕪雜和包羅萬象乃是其最大特色。凡題材專一，體系結構緊密的專集，雖亦有逐條敘事者，則已非隨筆之屬，如茶經、畫譜、名臣言行錄、官箴等。此外，純粹的傳奇志怪小說作品，與我們界定的筆記屬性相去甚遠，故皆不予收錄。

宋以前“筆記”無統一

劃分標準

中國古代目錄分類中并沒有筆記一說，目錄學家們通常把那些隨筆而記的作品歸入小說家、雜家或雜說類，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如宋代著名筆記《楊文公談苑》、《玉壺清話》、《夢溪筆談》、《東齋紀事》、《龍川略志》，在晁公武、陳振孫的目錄書中都被列入小說家。宋人筆記源流實出于古小說。《隋書·經籍志二》云“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劉知幾曰“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對小說涵義稍稍作了修正，增加了“偏記”之說，將偏記小說的社會內涵與資史作用揭示得一清二楚。歐陽修認為“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視小說為存史之別體，與正史分別承擔了不同的角色。宋代筆記事實上承續了漢唐以來小說的內涵而有所發展。后人評論唐代的小說多落魄失意之人為之，“子虛烏有，美而不信”，而云宋小說“則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錄，即林下閑譚。所述皆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或履歷見聞、疑誤考證，故一語一笑，想見先輩風流。其事可補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闕”。又如《曲洧舊聞》、《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皆列之于小說家，內雜神怪諧謔，“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于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四庫館臣論云：“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于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宋代的史家十分重視筆記（當時所謂的小說）的價值，北宋的宋庠把偏記小說作為修訂新唐書的重要史源，南宋的李燾在其名著《續資治通鑒長編》中頗多引用《湘山野錄》、《楊文公談苑》、《東齋紀事》等筆記。

宋“筆記”問世后蘊含豐富信息

自宋代宋祁的《宋景文筆記》問世后，宋代以“筆記”冠名的作品便多起來了。宋士大夫公余閑暇，在信筆札錄所見所聞的同時，也記錄或創作一些趣味性的故事，這就使得瑣言、佚事、典制、雜記、故事常雜集于一篇作品中，甚或亦有志怪傳奇廁身其間，這些志怪傳奇反映了當時人的宗教信仰觀。筆者此次收錄的《夷堅志》是一部筆記體作品，蘊含著豐富的宋代社會信息，涵蓋社會各個方面，是宋代社會史研究的資料淵藪，向為治史者所重視。其所敘鬼神，體近傳奇，雖以鬼神因果報應故事為多，然也不乏名物典章、社會風俗之真實記載。《夷堅丁志》卷十七《瑠璃瓶》記載了宋徽宗時期民間錫匠運用水銀“柔而重”的特性，巧鑲金箔于瑠璃瓶內膽的高超手工技藝。又《夷堅支乙》卷四《優伶箴戲》記載了幾則優伶不畏權貴、用舞臺語言譏諷時政的真實故事。這些作品符合“與正史參行”的偏記小說之屬性，正如陸游所論：“豈惟堪史補，端足擅文豪。”

自唐創傳奇小說，古代所謂小說的涵義逐漸發生變化。南宋史繩祖撰《學齋占畢》，將筆記與小說并提，反映了筆記在宋代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與小說有分道揚鑣之趨勢。筆者之所以沒用“小說”來命名所整理的總集，用意在于避免與明代以后通俗小說的概念相混淆，也沒取“筆記小說”為名，那樣會把筆記當成限制性定語來修飾小說，仍給人以小說為主的感覺，不能真實反映宋代筆記文體的面貌。這兩種名稱都不足以涵蓋筆者整理的筆記總集所蘊含的內容和時代意義。

《全宋筆記》收錄內容較有限

《全宋筆記》所收以宋人著述的筆記專集為限，未成專集的、散見的單條筆記不收。但存有節本如《說郛》所摘錄者，則收之。整部筆記已亡佚，雖有遺文散見于他書，因整理的工作量太大而作了調整，這次不予收錄。傳世的宋人文集中，不乏筆記體作品，原則上只收單行之宋人專著，這與《全宋文》不收宋人文集外單行之宋人專著的做法剛好錯開，避免了重復整理。

宋代筆記經千百年來的輾轉傳刻，版本混雜，真偽不一，有同書異名者，如江休復《江鄰幾雜志》又名《嘉祐雜志》，李邦獻《省心雜言》又名《省心錄》；亦有同名異書，如曾敏行的《獨醒雜志》與吳宏的《獨醒雜志》。有不少筆記系全抄同一作者他書而成者，如張邦基《汴都平康記》摘自《墨莊漫錄》，趙彥衛《東巡記》、《御塞行程》摘自《云麓漫抄》，吳曾《辨誤錄》摘自《能改齋漫錄》，洪邁《對雨編》摘自《容齋隨筆》，程大昌《程氏則古》摘自《考古編》，周必大《廬山錄》、《九華山錄》摘自《泛舟游山錄》。有些筆記先已成書，后為他人所撰之書收錄者，如《乙酉泗州錄》、《己酉避亂錄》全文收錄于《揮麈錄》。亦有筆記全抄他人筆記者：托名陶谷撰《蕉窗雜記》系截取《清異錄》而成，托名楊萬里撰《誠齋揮麈錄》抄自《揮麈錄》。亦有不少系偽書，丘昶《賓朋宴語》、章望之《延漏錄》、滕康《翰墨叢記》、徐慥《漫笑録》等，據李裕民先生考訂，皆偽作。這些筆記，均不在此次收錄整理之列。

有些筆記或因作者生平不詳，或因佚名，很難考訂真偽，陳尚君先生曾撰文就《全宋詩》、《全宋文》沒有收錄闕名和世次不明者的作品而感到遺憾，認為缺一“尾巴”。筆者在編纂整理過程中，也發現有不少筆記作者佚名，如《東南紀聞》、《咸淳遺事》、《昭忠錄》、《五色線》、《荻樓雜抄》、《燈下閑談》、《灌畦暇語》、《碧湖雜記》、《真率筆記》等，內容雖記宋代之事，然有些目前尚無確鑿證據為宋人所作，有些存在爭議，姑且收錄，為《全宋筆記》留一“尾巴”。至于是否有誤，還望學界同仁給予指正。

《全宋筆記》的編纂整理僅僅是一項基礎性工作，接下來，誠如傅璇琮先生所言，要在此基礎上從文史結合的角度對筆記的史料價值和文化涵義作進一步的理論探討。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宋筆記》編纂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