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章清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章 清

　　近代“新型傳播媒介”對歷史的塑造，近些年已得到中外史家的高度重視。所謂“新型媒介”，不僅指印刷書刊，還包括影響信息傳播的新事物及新技術。這些媒介的出現，既改變了近代歷史的圖景，還將近代世界的信息更為完整地保存下來。

　　新型傳播媒介所塑造的“近代歷史”

　　晚清產生了重要影響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曾以這樣的方式描繪英國“報館初行”時的情形：“輪船、輪車、電報，皆能通不通者而使之通，然恐未能家喻而戶曉也，則報館尚焉”。這里旨在表彰“新聞紙”的意義，同時也肯定了交通工具的作用，指明新聞紙“皆由輪船輪車，包封寄遞”。交通條件發生改變，使報章傳遞新聞的效力逐步得以提升。此亦說明，印刷技術之外，不可忽視信息傳播效率的改變。

　　信息傳播技術的改變，此一時期最值得重視的當是“電報”。為使信息更為快捷傳遞，1872年發刊的《申報》做出不少努力。1882年10月25日登載的《壬午科順天鄉試題名錄》這則信息，“附識”就有這樣的說明：“北闈于十三日黎明發榜，天津離京城約三百里，而題名錄竟于早八點鐘到津，隨將江浙皖三省之中試者由電局傳至上海，其神速實得未曾有。”順天鄉試的結果發榜僅一日就在上海刊出，是過去難以想象的。而郵政事業也同樣為報章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1902年赫德在一份報告中即說明“推廣郵政”所取得的成效：“綜計已開之總分局幾及三百余處，或于省會要區，或于府、廳、州、縣，均系櫛比而設，節節通靈，數年以來，成效昭著。”

　　因為技術的進步，作為信息主要載體的報章展現出不同的意義。作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先時人物”，在林則徐、魏源那里，尚未有辦報之舉，但已建立起單向度獲取信息的渠道。在中文世界初創的一些報章，基于“中外通”的訴求，大量汲取外國報章之信息。1896年創刊的《時務報》，就安排了這樣一些內容：“諭旨恭錄”、“奏折錄要”、“京外近事”、“域外報譯”、“西電照譯”等。實際上，采輯其他報章的文字，包括西文、東文報刊及國內報刊，乃晚清報章普遍的形式。1904年發行的《東方雜志》，有著“雜志的雜志”之譽，除廣輯新聞外，還選錄各種官民報刊之“名論要件”，期望能實現“內地人士無力遍閱各報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凡此，皆說明新事物的出現與技術的進步如何影響到信息的保存；相應的，近代歷史的“存留物”也因此具有不同于其他時段的特質。

　　作為“場域”的“思想界”：新型媒介與讀書人

　　報章作用于社會的方式逐步深化，其直接的后果即是催生了“思想界”。《申報》發刊50年之際曾出版《最近之五十年》一書，其中即言及：“小小一新聞紙，五十年間，思想界、物質界之進化，于是乎見焉；人心風俗之厚薄，與夫社會生活程度之高下，于是乎征焉。”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晚清所形成的“思想界”也有別于以往。作為漢語新詞，“思想界”及其他“界別”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出現，不僅與中國社會的轉型密切相關，也構成“亞文化圈世界”逐步形成的重要標識。這其中，漸漸轉變定位的報章，即建立起與國家—社會的關聯，成為“合群”的主要載體。在這樣一個舞臺，不僅讀書人參與其中，呈現“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情形，而且，“公眾”也加入進來。相應的，“思想界”也構成復雜的“場域”：從寫作到出版，從印刷到流通，從銷售到閱讀，即涉及由作者、出版者、讀者所構成的“網絡”。

　　故此，將近代以來的“思想界”作為問題的切入點，不僅可以關注出版媒介尤其是報章在此期間的發展，以及走出科舉時代的讀書人依托于此所確立的新的角色，亦可借此審視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重要的是，“思想界”構成審視近代中國歷史的一面鏡子，讀書人的生活形態發生改變，只是問題的一方面；而新型傳播媒介以古代世界難以想象的方式改變著“歷史”，更值得重視。對此進行分析，有益于從新的視野認識近代中國的歷史。

　　信息傳播機制所塑造的歷史人物

　　新事物的出現與技術的進步改變著歷史的基調，僅以近代以來信息傳播機制的成長，便不難了解其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既深且巨。“京報”、“邸報”及“宮門抄”、“轅門抄”這樣一些溝通政情的形式，構成帝制時代信息傳播的主要渠道，晚清讀書人尤其是致力于“事功”的讀書人，往往都通過“邸報”類媒介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報章媒介出現后，接受信息的渠道與方式也發生了改變，晚清人士對外部世界的了解，漸次由閱讀“邸報”之類，轉向閱讀近代意義上的報章。

　　在晚清盛負文名的王闿運展現出一位舊式讀書人的“閱讀世界”，通過其留下的《湘綺樓日記》，大致能還原其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所發生的轉變。日記中頻頻提及的“洋報”，大約即是《申報》之類由外人所辦報章。這也不難理解，即便是“洋報”，照樣“恭錄上諭”，并反映中國政治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可以說，新型傳播媒介對王闿運的影響還是頗為明顯的，而就信息傳播的效力來看，也是迥然有別的。尤有甚者，僻居縣城的王闿運，還提供了電報如何介入到個體生活的例證。年過八旬的王闿運1914年被邀入京，出任國史館館長兼參政。不能將此完全歸于“電報”的作用，但可以推斷的是，如果仍依靠書信的往來，則袁世凱是否那么容易找到王闿運，還很難說，畢竟王闿運在此任上也僅幾個月的時間。

　　類似的例證所在多有。生于晚清官宦世家的孫寶瑄，長期生活于中心城市，所能接觸的新鮮事物自非一般士人可相提并論。孫以往主要通過“邸抄”等帝制時代的信息媒介了解中樞消息，當新型媒介在中國廣泛出現后，他也接觸了大量的報章雜志。此外，對于“電報”，他在日記中也有不少贊譽之詞：“今之電報，亦能杪忽間達志意于數千萬里。”到1906年的日記中則提及“電話”的利用，“宣布立憲”的消息即是友人通過“電機傳語”。過去是通過“邸抄”，再一步是通過報章，現在則是通過電話。由此不難看出，晚清士人對外部世界的把握，的確經歷了頗有意思的變遷。

　　報章構成包含近代信息最為豐富的“載體”，也成為近代社會變遷最“真實”的寫照。對于新型傳播媒介的作用，呂思勉在檢討“三十年來之出版界”（1894-1923年）的一篇文字中即言及，“三十年來撼動社會之力，必推雜志為最巨。”實際上，不只是新型傳播媒介，這不過是推動近代歷史發生重大轉變的一個縮影，其他同樣重要的新事物及新技術所在多有，同樣值得納入對近代歷史的分析中。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