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比較視域下的中西性別理論與女性文學研究”負責人、遼寧大學教授

20世紀80年代西方性別理論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進入中國以來，學界給予了熱烈回應并積極踐行于中國女性文學批評實踐，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效。縱觀既有研究成果，對西方性別理論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譯介闡釋并以此觀照分析中國女性文學的成果較多，但取比較視域研究中西性別理論與文學異同，進而探究中國性別理論與女性文學批評民族主體性的成果則相形見絀。當下，“借西論中”、“借西構體”仍是多數女性文學批評學者選擇的批評范式與批評路徑。

事實上，雖然中西女性的“第二性”（西蒙·波伏娃）生存具有本質的一致性，但由于中西方社會歷史生存狀況、政治結構形態、文化構型等差異，由此形成的中西女性“第二性”生存及其文化表現也存在明顯差異。基于西方歷史與現實狀況而形成、體現著西方文化印記的西方性別理論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并不完全適應中國，對于前者的借用、套用甚至誤用，將造成并且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對于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民族主體性原創性建構的漠視與削弱。對此，有必要在雙向闡發與異同對比研究的基礎上對中西性別理論與女性文學形象的差異性進行追問，在比較中認清中國性別理論與女性文學特色，進而達至與西方此領域的平等交流與對話。

“第二性”宿命的生成之路不同

西方女性“第二性”宿命履踐的是一條由政治而倫理的歷史生成之路，而中國女性的“第二性”宿命則履踐一條由倫理到政治的歷史生成之路。中西女性生存的歷史文化語境是導致中西女性相同的“第二性”生存命運、不同的生存表現的歷史文化原因，也是導致中西性別理論乃至女性文學批評各具特色的重要原因。在人類文明發展的“軸心期”，濫觴于此的中西女性文化就有了根本的區別。

在西方，體現西方文明的希臘城邦的建立，確立了以地域為范圍的政治管理體制，割斷了遠古氏族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血緣紐帶關系——人身關系，西方女性的“第二性”身份即起于地域性對于人身性，亦即地緣性對于血緣性的政治取代。以地域空間為范圍進行政治管理的希臘政體，創構之初就將女性排斥于政治管理領域之外。希臘城邦創立的民主政治以公民大會加以體現，而當時法律規定，女性與奴隸不屬于公民。正是由于最初的政治歧視與排斥，西方女性淪為“第二性”性別位次。之后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政治與宗教倫理合力，女性“第二性”位次由政治強制而逐漸轉化為女性自己認可的倫理自覺。而在中國，在人類文明發展的“軸心期”，地緣取代血緣的政治變革并未發生，中國在夏、商、周三代的漸進更替中，奠定了另一條保證中國“男耕女織”農耕經濟模式的強化血緣關系的路徑，這條路徑確立了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男性家長制管理，并由此產生相應的倫理意識以及與其相配套的倫理規約。與此同時，建立在嫡長制、分封制基礎上的國家政體，又保證了家族與氏族血緣關系在政治中的延續。家國同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家庭倫理關系與倫理意識的政治化或國家政治關系的倫理化，奠基在血緣基礎上的為男權話語制定的大量倫理規范，被很自然地納入政治治理的權力范圍，成為中國女性“第二性”生存的歷史文化規定。

性別群體相互關系的認知不同

由于中西哲學世界觀與認識論的差異，形成了中西方關于作為性別群體的男性與女性相互關系的不同認知。西方哲學世界觀與認識論具有二元對立的思維特點，運用于男女兩性相互關系的認知，便強調男女兩性之間的差異與對立，忽視兩性間本應相依相融的本質屬性，這種兩性對立或兩性分立性思維，在男權社會中由于男性一元的優勢不斷被強調，導致了“菲勒斯邏格斯中心主義”的形成，促成了男女兩性二元不對等的文化構型。在歷史的長河中，兩性關系的差異與對立的一面愈演愈烈，終釀成20世紀女權主義政治運動的揭竿而起。

中國哲學世界觀與認識論則堅持一元論，強調事物的有機整體性，對于男女關系體的認知也強調兩性關系相生相依的一體性，男人與女人在一體性關系中獲得各自的性別定性。然而，在中國的倫理秩序中，構成男女相生相依的關系體的性別雙方并非平等，而是主從有別，男尊女卑。中國倫理文化構成男尊女卑的一元差序格局，這就走向了兩性相生相依的反面，兩性差異與對峙也由此在歷史中醞釀。不過，中國有機整體性的和諧文化具有調節這種差異與對峙的因子，倫理秩序中“孝”的設置就是這樣的因子，“孝”彌合著兩性間的尊卑序位，并使男性與女性角色成為共體、互為的角色。正因如此，中國歷史上難以發生像西方那樣原發性的、轟轟烈烈的女權主義運動。西蒙·波伏娃提出“他者”概念，意在說明西方女性在以男性為主體的兩性關系中的“第二性”位次，中國學者也借用此概念來說明中國女性的“第二性”位次。而筆者認為對于中國女性于兩性關系的序位判定，用“卑從”較之“他者”更合于中國傳統女性性別文化實質，“他者”強調的是兩性對立關系中女性被摒出“中心”的地位；“卑從”則強調的是兩性構成性關系中女性“卑賤”的地位。

中西傳統女性觀具有差異性

傳統女性觀是指歷史上形成的對女性存在的本質、社會身份與社會地位等價值定位的認知。從中西共同的父權制大文化背景看，中西女性觀具有一致性，即女性處于低于男性的“第二性”位次上，但中西不同的歷史文化生存語境與父權制文化構型，又使中西女性觀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態。西方傳統女性觀的形成根源于“兩希文化”，希臘充滿理性色彩的二元不對等的文化思維模式與希伯來具有彼岸指向的罪感文化，使女性獲有“雙重原罪”：作為人類，在上帝與絕對理性精神面前是有罪的；作為女人，因缺少神性和理性面對男人也是有罪的。這樣的女性觀將西方女性牢牢地置于“第二性”位次。中國傳統女性觀是在中國強調尊卑秩序的一元差序文化格局中形成的，兩性的價值認定是男尊女卑，女性被置于“位卑”的地位，與西方女性觀相比，具有鮮明的倫理色彩和此岸指向性。

女性審美范式不同

就文學而言，中西文學體現的女性審美范式也有所不同，即形成了“同質異形”的兩種女性審美范式：西方的“永恒女性”與中國的“性靈佳人”。西方和諧形體美與神性精神美相融合的“永恒女性”，具有偏離了父權制統治軌道的意味，是審美超越性的表現，滿足著西方男性的另一種文化心理需求。而提倡真性情的中國“性靈佳人”則體現與儒家正統相悖的道家詩性精神，在中國儒道互補的文化構建中，有著與西方相比較而言更多的現實感。這兩種審美范式是以詩性尺度塑造的，它們是文學想象的產物，生活在文學的疆域之中，同時也是體現歷史與現實共時性存在的男性審美意識的產物。

中西諸種女性文學形象不同

中西諸種女性文學形象——母親形象、妻子形象、情人形象、妓女形象、宗教型女性形象等也存有本質上的差異。如母親形象，在諸多類女性形象中，母親形象是一種特殊的形象：作為女人，她脫不去父權制社會加之于女人的他者/卑從印記；作為母親，卻可以超越其他類型的女性獲得自己養育的男性晚輩的敬畏與愛戴。但這種晚輩對長輩的敬重在中西母親身上表現卻不同，西方母親形象更多體現為來自于血緣的自然屬性，缺失社會維度的認可，正因如此，因血緣而導致的慈母與惡母（主要為后娘）的兩極形象是西方文學母親形象的重要表征。中國孝倫理的規定，使對母親的敬重在自然屬性之上又加上倫理制衡，倫理規約的社會效應使母親形象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主體”位置，既位卑又位尊，這構成中國文學母親形象的豐富意蘊。

對于中西女性“第二性”生存狀態與女性文學形象差異性的追問，不是強調兩者的對立，而是在明了差異性中達到互識、互證，以此打通中西女性的生存歷史與文學歷史，在共同的平臺上達到雙方的照面與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