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中山大學教授

清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潘洪溪、潘老六父子賣山場契（右圖）和嘉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潘明翠賣竹山地契。 張新民供圖

清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潘洪溪、潘老六父子賣山場契（右圖）和嘉慶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潘明翠賣竹山地契。 張新民供圖

“清水江文書”的學術價值：內容與特性

20世紀以來，中國民間文獻的收集整理與研究，越來越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如果說先后發現的“敦煌文書”和“徽州文書”最后都形成專門的學問“敦煌學”與“徽學”，反映出來的仍是傳統的新材料發現導致新學問產生的邏輯，那么，后來在各地陸續“發現”民間文書，并引起不同學科研究者廣泛關注和研究興趣，則是在打破學科界限、尋求多學科理論方法整合的學術潮流之下，所發展出來的全新學術理念、問題意識、研究策略的綜合體現。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散存于民間的各類文書的搶救、收集、整理、結集出版，以供相關學科領域研究利用，正是近年來中國學界最為引人注目的學術努力和帶有方向性的重要學術動向。

“清水江文書”是我們對主要散存于貴州省東南部清水江中下游地區的漢文民間歷史文獻的總稱，是基于對整個流域整體性及內在邏輯聯系考慮的命名，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和采用。“清水江文書”主要包括清代以來的契約文書、族譜、訴訟詞稿、山場清冊（坐簿）、賬簿、官府文告、書信、宗教科儀書、唱本、碑文等，廣泛涉及清水江流域自清代以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個不同領域。它們是清水江流域清代以來實際發生過的社會經濟關系的原始記錄，以民間保存的方式得以遺存至今，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既是清水江流域各民族傳統文化和“地方性知識”的重要載體，更是開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資料寶庫。

簡言之，“清水江文書”的獨特性在于：其一，它主要是在今天苗侗等少數民族村寨保存下來的漢文民間文獻，雖然直到晚近各自的民族語言仍是當地社會交際的主要工具；其二，“清水江文書”不僅數量可觀，而且在非常清晰的時間脈絡、地域格局和人際網絡下體現出來的系統性與完整性也極其突出；其三，與區域歷史發展進程及木材種植采運這一社會經濟生活主線相一致，“清水江文書”保持了某種特有的時間周期與節律；其四，絕大多數契約文書都是未經地方官府“驗迄”的“白契”，僅有極少數的所謂“紅契”，這或是當地苗侗社會獨特的信用系統與行為規范的寫照；其五，“歸戶性”特征非常完整而突出，一個家族或房族共有山場田產的契字文約，往往集中收存于每一世代的某一家庭，即使分家析產，也主要是山場田產股份的不斷析分與占有，而所有相關文書仍由某一家庭負責保存。

民間文書研究的認識論：具體個案與系統性關照

隨著“清水江文書”整理工作的深入和研究工作的漸次展開，包括探索和修正文書整理的基本規范，整理與反思研究中業已觸及和探討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而比較和思考中國民間文獻學理論與方法，都成了研究者要面對的新課題。從根本上說，討論和解決文書研究的認識論問題至為關鍵。

在圍繞“清水江文書”的研究方面，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往往根據所接觸到的部分文書，或與研究興趣相關的某一類型文書，進行了一些專題性研究，尚未有效開展多學科交叉滲透的綜合研究。總體上說，在進一步系統收集整理“清水江文書”的基礎之上，深入揭示民間文化的傳承機制和區域社會建構的內在邏輯，深化對清水江流域傳統鄉村社會生活的地域性特點的認識，并將“清水江文書”的研究放到明清以來西南地區開發的歷史大背景下、放到不同民族與人群接觸和文化交融的歷史脈絡中，探索區域社會經濟文化變遷、地方文化創造以及其中所折射出來的傳統中國的國家認同，應是“清水江文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正是在這樣的研究理路和學術意義上，“清水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才富含重要的方法論價值，并帶有很強的學術發展的方向性，可以為我們拓展開一個有益于學術積累和學術增長的廣闊研究空間。

在收集整理“清水江文書”的過程中，必須充分照顧并維護其系統性與歸戶性，使得相關文書原有的內在脈絡能夠得以延續并可追溯。作為苗侗少數民族地區保留下來的漢文文獻，其重要的資料價值，并不僅僅在于文獻本身的遺存及文字所載之人物與事件，不同性質文書的產生過程、其在地方社會生活中所具價值、文獻文本形式的地方性流變、文書的收藏及傳承方式等等，無不與其所在地區族群特有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網絡密切關聯；而且，這些民間文書一旦脫離其原有環境及傳承脈絡，特別是在整理研究過程中有意無意將它們與特定的地方網絡及實際功能剝離開來，往往就難以真正了解和理解其所反映的社會歷史實態。

誠然，從非常具體而微的個案入手，是民間文書研究的不二法門；然而，無論是文書涉及的人物、時間、地點、事由等要素的條分縷析，還是由相關文書呈現的經濟社會關系的梳理與解釋，都有一個對文書的系統性，包括文書產生和傳承的邏輯與脈絡、文書原有文化生態等的關照和把握的問題。“清水江文書”有其自身極強的系統性，不僅單件的文書和孤立的解釋于研究無益，而且即使是原有文獻系統未被擾亂，要真正了解和把握其既有分類原則、厘清其內在關系，并建立起與其他類型和性質的歷史文獻之間關聯性的認識，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對當地文字傳統及文字滲透社會生活的過程的關注、文書形成的歷史背景與地方語境等等。

歷史人類學路徑：田野調查與文獻解讀

近年來的工作實踐，使我們充分認識到結合田野調查與文獻解讀的歷史人類學路徑，對于推進“清水江文書”研究的重要性。民間文書為我們展示的是基層社會中甚至是有些支離破碎的圖景，當我們面對的是普通人、平常事以及家庭和村落的日常生活時，唯有通過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并結合民間文獻，才能完成有意義的敘事，這是研究中最基礎性的工作。因此，無論是結合田野與文獻進行歷史民族志書寫，還是就特定的人物或事件展開歷史人類學的探討，對研究者而言都是極具挑戰性的問題。

在對“清水江文書”進行解讀的過程中，我們注意到，即使是最簡單的民間文書，當它離開所產生的地方之后，往往就變得不能或很難理解和解釋。因為這些在一定時空條件和社會情境下產生的文書，只有回到一個“地方性知識”的脈絡下，才是可以得到解釋并被理解的有血有肉的材料。簡單地說，族譜、碑文、契字、書信等民間文獻中的人物、地點、事件等，對于即使是擁有豐富知識的研究者而言，可能都是完全陌生而充滿歧義的，或者有著與“他者”之認識與感知存在相當距離的想象或偏見；而對于當地社會成員來說，不僅這些東西都是他們所習以為常的，或是他們的祖輩父輩甚或他們自己所經歷的歷史，而且在他們對與這些資料相關的故事的敘述中，也可能有著與研究者所熟悉的那套知識系統不盡相同的邏輯及意義。

不僅如此，這些民間文書的產生與收藏本身就已經是對象社會人群生活構成的一個部分，他們對這些資料、故事及問題最為熟知；即使對文書中反映的事件的認識和解釋有詳有略，也并不意味著這些文獻材料沒有反映地方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而是人們特有的對歷史性的認識以及與歷史事件的關系使然。

因此，強調田野調查與文獻解讀有機結合，強調在田野調查過程中解讀文獻，正是我們圍繞“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實踐經驗不斷積累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或可說，只有結合田野調查，相關的文書材料才是可以理解的，也只有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這些內涵豐富的民間文書才可能得到解讀和予以解釋。我們相信，通過這一研究路徑的不斷探索與實踐，可以逐步建立并發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間文書的解讀方法和分析工具，這不僅具有歷史人類學中國研究的方法論意義，而且在更廣泛而深刻的層面上，對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模式與概念體系的建立，以及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建設，都可帶來更多更重要的對話與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