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清中葉貨幣流通變革研究 ”（13BZS042）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鑄幣的國家之一，并在宋代率先發明紙幣。元至明初主要推行不兌換紙幣，偶爾鑄錢。這一幣制隨大明寶鈔發行的失敗而破產。明中葉，形成銀兩與銅錢并用的幣制，轉而落后于世界其他發達地區。從領先到落后的巨大反差背后，是貨幣政策的逆轉，也反映了傳統社會經濟領域意識形態的轉型。

從政府壟斷到“聽從民便”

漢代以降，法家“興利”與儒家“不與民爭利”立場的對峙是經濟政策的主題。《鹽鐵論》所載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大夫與賢良文學的爭論，全面展現了雙方的矛盾。貨幣政策方面，法家強調“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儒家則質疑政府壟斷鑄幣，要求“不禁刀幣以通民施”。漢武帝以后，國家壟斷鑄幣的法家政策是主流。中經漢末至南北朝幣制混亂及實物貨幣廣泛流通，隋唐時恢復光大。宋代更強化貨幣壟斷，銅錢、鐵錢、紙幣劃地而行。金元至明初推行不兌換紙幣，政府貨幣權達到頂點。

大明寶鈔發行失敗，為古代貨幣政策轉捩點。宣德初，以便民為由，放松對以布帛米麥為交易媒介的禁令，正統年間放開錢禁和銀禁，此后財政稅收中持續增加白銀的使用。同時，減少直至停止造鈔，寶鈔逐漸退出流通，僅弘治末年鑄造少量弘治通寶。嘉靖六年（1527），恢復兩京工部寶源局鑄錢。萬歷初，張居正推行全國鑄錢計劃，旋即失敗。明代鑄錢總量約80億文，僅相當于北宋兩年鑄錢量。因銅錢匱乏，市場化貨幣銀兩成為主幣。民間廣泛使用成色各異、輕重不一的銀塊，兩京之間的運河流域、河南、湖廣、福建、兩廣還流通著前代舊錢和私鑄錢為主的各種銅錢，缺少銅錢的地區不得不使用低成色碎銀，偏遠地區常以實物交易。

錢法不振，固然與幣材不足、利不酬本有關，主因在于明政府堅持“聽從民便”的貨幣政策，擔心官鑄不精反致“盜鑄群起”。這一邏輯也主導了對銅錢流通的管理，嘉靖至萬歷間，多次議及防禁私鑄錢，皆受阻于“聽從民便，不必立法，紛擾商人”的意見。事實上，民間對高質量制錢 （明清稱官鑄錢為制錢）有強烈需求，京局萬歷金背錢材質好、鑄造精，市價長期在五六百文兌銀一兩。在不行錢之地，民眾苦于低假碎銀和實物貨幣，鑄幣也不難通行。

“聽從民便”政策的興衰

入清以后，貨幣政策轉向適度有為。先是依賴洋銅鑄錢，繼而大舉開發云南銅礦，乾隆年間為北宋后第二個鑄錢高峰期。在日常交易中，制錢遠比銀兩方便，受民眾歡迎。供不應求導致錢價上漲，乾隆后期才回落到千文一兩的政府目標價。17世紀末到18世紀，越來越多的地區由“用銀之地”變為“用錢之地”或“銀錢并用之地”，以至流行大數用錢。政策調整的重心是鑄錢。其他干預政策，如雍正推行銅禁，乾隆前期一度為抑錢價而限制大額交易用錢，因其“滋擾”，受到官僚集團非議和抵制，行之不久。

制錢以外，清代沿襲“聽從民便”的政策。乾隆十年（1745），浙江布政使潘思榘建議禁用低成色銀兩，戶部以“是本欲便民而于民實多不便”駁回。政府鑄幣與市場化貨幣混合的幣制有了新發展。洋錢（機制外國銀元）大量流入東南沿海，成為異于銀兩的計枚流通的銀貨幣；在流行大數用錢的北方以及寧波、福州等地，流通著商戶發行的錢票。道光年間因懷疑洋錢、私票與銀荒有關，始有限禁之議，因督撫反對而作罷。

晚清，“聽從民便”再次主導貨幣政策。嘉道以降，地方鑄幣廠大多長期停鑄，僅在咸豐朝為解決財政困境，短期發行大錢、鐵錢和紙幣。更多種類的私票、外幣（洋錢、外鈔及外資銀行發行的紙幣）進入流通，市場化貨幣（銀兩、私票和外幣）在清末全國貨幣總量中占半壁江山。直到1889年后，清廷相繼允許地方政府發行銀元、紙幣和銅元。這些新幣種類復雜，流通范圍各異，幣制愈加紊亂。

1879年，法國希望安南殖民地銀元在華流通，出使英法的曾紀澤回復：“我國家于商民生計，純任自然。事茍便于民生，一任流通，未始不足與錢法相輔。”他以通洋務著稱，觀念尚且如此傳統，其他人更不必論。郭嵩燾意外發現鑄造銀元竟是國家“利權”。此后，商戰與富強觀念傳播。20世紀初，“聽從民便”政策退潮。庚子事變后，清廷實行“新政”，仿行西方經濟政策，包括“東西各國貨幣通例”。1910年頒布改革方案，宣告“幣政劃一”、“圜法一律”。

明中葉以降貨幣政策逆轉

“聽從民便”是傳統社會晚期意識形態的產物。唐宋經濟政策有濃厚的法家色彩，宋代官營經濟和專賣制度延伸到從礦業到酒曲的眾多行業，工商稅超過農業稅，貨幣發行是重要財源。“理財之要，裕財為重”是主流觀念。但新興的理學將儒家思想教條化，以節用減稅為宗旨，批評政府逐利。理學在元代上升為官學，明代確立為統治思想。宣德正統年間，經濟政策向理學看齊，崇尚節用，反對與民爭利。理學籠罩下的明清經濟政策，與宋代大相徑庭。除兵工廠和造幣廠，幾無官營工業，專賣制度只剩鹽業。清代開發云南銅礦，也采取官督商辦。這一重大轉型，等于從《鹽鐵論》中大夫的觀點轉向賢良文學的立場，即康熙帝屢次強調“要在安靜”的治國之道，“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即生一弊”。因此，貨幣政策以“不擾民”為原則，理財之道在“強本節用”，“不在行鈔法也”。

近代歐洲的崛起，與主張加強政府干預的重商主義息息相關。與之相比，宋代經濟政策略有相似，明中葉以后的小政府主義走上相反的道路。“聽從民便”政策，是古代中國變為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清末仿行西政，宣告理學小政府主義退出歷史舞臺，也包括幣制在內。從貨幣政策的演變可見宋代繼承、發揚漢唐傳統，明代中葉則發生逆轉。這與流行的“唐宋變革說”存在沖突。葛兆光在討論文化思想史時，提出應將唐宋對比轉向注重宋明連續的思路，宋人很多新思想并未落實，到明代才變成“普遍施行、接受和習慣的制度、風俗和常識”。此思路同樣適用于經濟史，揭示了歷史的復雜漸變，提醒我們不能盲目崇信過度簡化的歷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