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也是李延祿將軍誕辰120周年。緬懷李延祿將軍忠誠于黨、聽黨指揮、英勇善戰、顧全大局、力踐統戰的革命人生，更燃起我們的崇敬和思念。

李延祿，1895年4月生于吉林省延吉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9年參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對東北義勇軍、抗日聯軍的建設發展及統一戰線的實踐，有著獨特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李延祿受中共延吉中心縣委派遣，到東北軍13旅王德林營做兵運工作，動員王德林舉旗抗日，成立國民救國軍，李延祿也因此成為國民救國軍的參謀長兼補充團團長。1932年2月，當他率領以補充團為主力的部隊連克敦化、額穆、蛟河三縣時，日本關東軍為防止滯留的十幾萬東北軍舉旗響應，出現烽火燎原之勢，立即組織以日本關東軍天野旅團為主力的合成“征剿部隊”火速“清剿”。經李延祿策劃提議，黨組織批準決定，王德林鼎力支持，李延祿率國民救國軍補充團及相關協同部隊一起，從1932年3月13日起的半個月內，在東北吉東與日軍進行了多場激戰，重創日軍，史稱“鏡泊湖連環戰”。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場較早的抗日重大戰役。此戰，李延祿利用地形地貌，協同精準、連續不斷殲敵，取得了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抗日戰爭的重大勝利。周保中將軍后來在所寫的回憶文章中，兩次強調補充團為主打的多場大仗，并明確鏡泊湖“連續戰役”（即后來統稱的“鏡泊湖連環戰”）重創日軍天野部隊。面對九一八事變僅半年來“征剿”遭遇的慘敗，日軍惱羞成怒，懸賞五百兩黃金要李延祿的頭。

1932年底，日本關東軍組織了更大規模的部隊奔赴吉東，再次“圍剿”。李延祿請纓率屬下補充團、補充2團和17團到磨刀石前線阻擊日寇。李杜、王德林等退到蘇聯后，李延祿按照黨的指示，于1933年1月4日把這3個團改編為東北抗日游擊總隊，正式亮出中國共產黨領軍的旗號，1月底擴編為東北抗日救國游擊軍，后定名為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

李延祿顧全大局，不爭名、不爭利、不搞山頭。由于部隊成立早、名聲大、骨干多，地方黨組織為壯大抗日武裝力量，多次向他提出為其他新成立的抗聯部隊輸送力量時，他均傾力支持。比如，抗聯二軍兩個師中的史忠恒師，是在四軍史忠恒旅和李鳳山營基礎上擴編的，二軍參謀長劉漢興（陳龍）是原四軍的副參謀長；抗聯三軍退到方正時獲取了四軍蘇衍仁團的裝備，又先后向四軍要走兩個連，李延祿都奉送了；抗聯五軍建軍時按地方黨組織要求，將四軍在寧安活動的王毓峰團和馮守臣營編進五軍，原四軍參謀長張建東調任五軍參謀長，等等。李延祿對東北抗日聯軍多數軍的前期建設卓有貢獻，他的關鍵性作用功不可沒。

在艱苦卓絕的戰斗中，李延祿始終堅持每到一縣，都力爭先找到當地縣委黨組織請示匯報，接受任務，開展工作，從不以軍長自居。在內部“左”傾錯誤造成的危局面前，以及后來中共滿洲省委遭到破壞、無法聯系的情況下，李延祿冒著一路上日偽懸賞、嚴查的巨大風險，去上海找黨中央請示工作。回來后，他領導部隊繼續英勇抗戰。

團結最廣大力量共同抵抗日寇，是李延祿對東北抗日的重要貢獻。李延祿經常用親身經歷講述抗日同盟的必要性。他說，當我們在東北日滿講打鬼子時，人們聚集在我們周圍，擁護我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早在1932年救國軍時期，他直接指揮黨領導的補充團、后備團、亞布洛尼鐵路工人游擊隊，在救國軍其他部隊如東北軍等的配合下，取得了“鏡泊湖連環戰”大捷，就是審時度勢、自覺踐行統一戰線的初步嘗試。到1933年、1935年，抗聯4軍能同周邊各方勢力簽訂抗日同盟協議，不但有偽軍主動送情報，有“東亞藥房”保障軍需醫藥，有“郵便代辦所”提供各種書報信，還有偽警察所專門在根據地外圍幫助甄別進入大羅勒密根據地人員的身份，協助反特鋤奸。上海抗日救國會武裝部的王克道偽裝成協和會人員來找李延祿，一上岸就被抓進偽警察所，越辯稱是協和會的越拷打，誰知一承認是抗日的，反倒好吃好喝伺候，恭送到四軍軍部。1935年這段奇特經歷給了王克道深刻印象。

大羅勒密根據地抗日同盟鼎盛時，抗聯四軍軍費充裕，干部戰士每月能領到5元軍餉，彈藥軍糧充足，連根據地的村舍百姓都跟著沾光，家家戶戶有時還能得到部隊送的糧食。

廣泛的抗日同盟、戰時的偽軍統戰攻勢，是李延祿始終保持心明眼亮不斷取勝的一大法寶。1933年馬家大屯戰斗，東滿特委書記童長榮接受了李延祿關于開展政治攻勢的建議，油印一批傳單，瓦解了偽軍斗志，甚至日文傳單引起日兵思鄉情，影響了日軍戰斗力。日共黨員伊田助男看到中共傳單后，直接送上一軍車10萬發子彈然后自殺。

對于抗聯經歷，李延祿在1933年去上海找黨組織時向中央領導同志作了匯報。曾任《解放日報》第一任總編的吳平后來告訴他，他在上海的匯報內容，為中央制定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提供了依據。1936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聽了李延祿匯報后，將此做法稱之為“自發的統一戰線”。

李延祿對統戰的杰出貢獻，得到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贊揚，1936年中央派他到蘇聯，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先后接見了他，中央又派他作為東北抗日聯軍總代表，到上海合縱連橫，促蔣抗日。他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副主席、黨的七大代表。抗戰勝利后任東北合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合江省委書記張聞天的領導下，剿匪、土改、恢復建設，把合江省建成支援前方作戰的大后方，人稱“東北小延安”。

解放初期中國沒有退休制度，李延祿68歲時主動申請辭去行政職務，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著名作家駱賓基的幫助下，回憶整理東北抗聯四軍的戰斗史。經他親自勘察、反復審定，歷經14年坎坷，終于在1979年出版了《過去的年代——關于東北抗聯四軍的回憶》，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為東北人民的抗日斗爭留下了異常珍貴的史料。

1985年6月18日，李延祿在北京醫院逝世，終年90歲。習仲勛、楊尚昆、宋任窮、喬石、王首道、楊易辰、康克清、包爾漢、趙樸初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社會各界人士400多人到場，參加了告別儀式。

李延祿的一生凝結著中華民族不畏強敵、勇于奮斗的精神，我們今天緬懷他，就要學習他這種精神，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無窮力量。

（作者李敏、王山、李戈分別為李延祿外孫女、外孫、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