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研究”首席專家、復旦大學教授

中國進入到一個新的看世界的階段，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和認識論，樹立全面的世界眼光，提高理解和闡釋外部世界能力的階段。

當前，國際知識格局正在發生松動和變動。得益于教育的普及以及世界范圍文化自覺和文化復興運動的發展，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中心正在出現多極趨勢和態勢。中國學術界無疑是較早洞察并在努力推動國際知識格局變動的群體之一。學術界能否抓住知識格局變動的機遇，全在于是否有強烈的自覺和自主意識，是否具有擺脫慣常的受動和被動思維，能否以主動和能動的態度參與這一創新進程。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在這一輪國際知識格局變動中可能的作用和貢獻在哪里？對此不妨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對中國道路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闡釋的知識，二是對外部世界以及各國面臨的共性或個性問題作出闡釋的知識。當前，漢語學術界在“看中國”第一個層面的認識上已經愈來愈明晰，核心是確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形成獨立自主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但在“看世界”的第二個問題的認識上，重視得還不夠，還有很大空間，它同樣關系到中國知識在國際知識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

過去100年來，西方在殖民擴張過程中通過對非西方世界物質和非物質資料（圖書、檔案、音像、博物等）的占有，在學術領域形成了一套按照自己價值觀和世界觀為標準的對非西方世界歷史、社會、文化、政治、經濟進程的解釋體系，這套解釋體系確立了西方對非西方的話語權。客觀地說，這套解釋體系是西方現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不足也多為發展中國家所詬病。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學者開始抱怨，他們所閱讀的關于亞非拉的學術著作，主要是在巴黎、倫敦或紐約生產的，他們希望有自己對自己道路的解釋體系，也希望看到比如來自中國生產的更為客觀的亞非拉的思想和看法。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愈向前推進，這方面的文化自覺意識就愈強烈，這也是當前國際知識格局發生變動很重要的一個國際環境。

從中國自身來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學術界對外交往的對象國集中在西方，其中又以英美為主，來自西方特別是英語世界的學術讀物大規模譯介到中國。過去30多年，這個階段也許是必要的。但是過則必失，對中國學者看世界來說，又有一葉障目之嫌。簡單地說，如果過多依靠英語學術背后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以及一套概念系統認識西方和發展中國家，后果會導致我們對西方世界缺乏客觀的、以我為主的認識和解釋體系。同時，發展中國家對我們按照西方概念和解釋體系去研究它們，又不乏微辭，覺得不是中國自己真正的理解。例如，按照美國特色政治學教科書告訴我們的美國政治去研究美國，學界恐怕怎么也預測不到美國政治中的世襲政治和非民主現象；同樣，如果我們跟著英語政治學教材把一些發展中國家輕率地定性為威權甚至獨裁國家，恐怕也會引起發展中國家的不滿，至少它們會認為中國學界缺乏獨立的見解和看法，不是自己怎么看，而是跟著別人怎么看。

就此而言，中國進入到一個新的看世界的階段，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樹立全面的世界眼光，提高理解和闡釋外部世界能力的階段。由此，需要大規模翻譯發展中國家的文明成果，更為均衡地譯介外部世界的知識，更需要拿起自己的望遠鏡而不是別人的有色望遠鏡觀察、理解和解釋外部世界，形成自己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體系。近年來的“一帶一路”戰略已經提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人們發現完全依靠英語學術界關于“一帶一路”國家的國情政情知識，局限性越來越明顯，甚至還有誤導的效果。

進一步來說，一個大國的知識話語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外部世界的客觀理解和有效解釋能力上的。一國生產的知識對別人的解釋能為人所信服，這類知識即使不需要外譯，別人也會主動動用自己的人力財力將其請進去。為此，我們過去習慣的“洋為中用”思維，需要適當轉換為“中為洋用”的思維。這種思維轉換會帶來知識生產和奮進方向的變化。例如，目前我們在國外學習社會科學的留學生，大多數還集中在國外研究中國問題，或者在倫敦和紐約研究發展中國家問題，這種局面需要逐步扭轉，轉而鼓勵留學生直接深入當地做當地國國情政情社情研究，積攢當地國知識，如能對當地國的內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競爭力的解釋，并就發展提出合理化建議，這種知識就會得到別人的尊重和使用，也就是在“中為洋用”過程中推動中國知識 “走出去”。實際上，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顧問開始活躍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程研究中，他們將中國對發展問題的理解帶到了這些國家，受到當地的尊重。

總之，中國的知識要在多極國際知識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兩個努力方向都不可缺少，而核心是增強學術自主自覺意識，形成獨立自主的知識體系。一是構建自己的概念體系和表達方式，掌握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解釋權，確立獨立自主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二是在廣泛參與國際合作的實踐中，形成自身對外部世界的理解能力和解釋體系，提高自有知識咨政服務他人的能力。當然，在第二個努力方向上，學界也要注意汲取西方知識對外推廣中的教訓，避免按照自己的價值標準隨意解釋、肢解甚至改造別人。在解釋別人的過程中，不傷害他人文化尊嚴，應當成為一個基本的現代學術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