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澤東同志就高瞻遠矚地指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誰勝誰負沒有真正解決”。時至今日，世界上這兩種世界觀、兩種歷史觀的較量遠遠沒有結束。隨著我國經濟競爭力的日益提升，自然需要更強大的政治發展力來保障，建構中國特色政治學學術話語體系既是順勢而為，又是時之所需。由中國社科院情報院張樹華研究員領銜撰寫的《民主化悖論：冷戰后世界政治的困境與教訓》[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成果，張樹華等著：《民主化悖論：冷戰后世界政治的困境與教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一書，就是秉持著中國立場、以國際化的視野，以民主和民主化為線索，通過多語種、跨學科、跨國際的比較研究，試圖破除西方在“民主”話語問題上話語壟斷的有益嘗試。《民主化悖論：冷戰后世界政治的困境與教訓》（以下簡稱《民主化悖論》）全書約40多萬字，共分15章。該書宏觀展示了冷戰后世界政治格局政治生態的演變，依次分析了民主輸出、民主推衍、民主裂變、民主畸變、民主的缺陷、民主標準與發展困境、民主的迷失和“顏色革命”等問題。該書的出版，有助于破除國際上流行的對西式民主一元論的迷信，樹立正確的民主觀，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選題直面西方思想的核心與堡壘

多年來，“民主”一直是國際政治中的熱門話題，也吸引著中國學術界的關注與熱議。在西方，憑借對“民主”話語的壟斷，西方戰略家將其包裝成全人類“普世價值”和全球性政治標準。“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論家提煉成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諦，將“民主”演變成一種政治宗教，變成西方對外政治輸出的“政治圣經和基本軟件”，成為西方通過“軟實力”影響他國的“利器”。20多年前，冷戰剛剛結束之際，西方國家無不拍手稱快，從亨廷頓到布熱津斯基等西方學者似乎一致認定西式民主已經取得了無可置疑的“全勝”。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20年后，福山卻公開承認西式民主表現糟糕，而民主的致命問題在于能否首先擁有良好的國家治理能力。他認為，中國是“開發國家制度的先行者”，并以中國作為國家建構的原型來探尋其他文明為什么沒有復制“中國道路”。福山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代表著西方學界對以往西式民主制度的反思，同時也表明，多年來盛行一時的西式民主理論并非無懈可擊。而《民主化悖論》一書就是直面西方思想的核心與堡壘，對準的就是這些曾被一些國家稱奉為圭臬的西式民主的理論缺陷。

當前的中國社會存在一種奇怪的論調，就是一旦社會問題出現，就被看作是根本制度的問題，最終矛頭就會指向“民主”，仿佛這個世界上只有憲法加上選舉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化悖論》一書給出了原因，就是在于很多人討論“民主”問題卻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西方民主一元論的話語陷阱之中。在當前西方的話語體系中，民主就等同于民主化、民主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等同于選舉化、選舉化等同于合法化、合法化等同于文明化。這樣的邏輯推演一旦展開，我們就會發現被西方國家鼓吹為“普世”的民主，實際上卻是非常狹隘的，而且被賦予了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可想而知，這樣的“民主”在現實政治中未必是好東西，它可能給一個國家招致不是福祉而是災禍。《民主化悖論》一書明確指出，“民主”作為一個歷史范疇，必然是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多樣化。所以，民主具有鮮明的歷史性和實踐性，在國家政治發展的特定軌道上，有著特定的發展順序、速度和方式。民主的成長性與發展的包容性統一于國家政治發展的進程之中。

二、以國際案例分析為依據、直擊西式民主原教旨種種“說教”

《民主化悖論》一書的作者們全景式地展示了在冷戰后的20年西方國家精心打造“民主神話”的過程，直擊西式民主原教旨主義的種種“說教”。起初，西方國家極力鼓吹“民主浪潮”，促使民主進程的全球化、概念普適化，實則是為了占領國家道義和地緣政治的制高點，給大國采取的軍事干預活動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此后，便將民主神圣化、宗教化，仿佛“民主”是“化腐朽為神奇”的唯一密碼，而“民主”被看作是“文明、先進、富裕、自由、人道、正派、合法”的化身。美國的戰略家時常自詡美國為神圣的“山巔之城”，鼓吹“美國例外論”。宣傳作為“上帝的子民”，美國擁有“義不容辭”的神圣使命去幫助那些“不自由、不富裕、不民主、不人道”的國家。“民主”牌往往是美國推行“顏色革命”的口號，這樣一來就可以在這些國家強力推行民主化的程序，鼓吹全民選舉，將自身打造成“制度樣板”，以便向其他國家輸出“民主”。而實際上，這些所謂的“民主”給那些政治生態脆弱的國家帶來的只有無休無止的政治動蕩。由于長期把持著對于“民主”的話語權和標準制定權，這些西方國家的民主模式被看作是全球最高級的、最普適的，從而被包裝成“歷史的終極形態”，被視為是社會政治中追求的唯一價值。在這樣的語境中，民主無疑已經被絕對化、終極化了。

三、剖析了世界政治中民主推演的戰略考量和地緣爭奪背景

《民主化悖論》一書較為詳細地分析了西方學術界對于“民主”研究成果以及學術發展的整體脈絡。可以從中發現，西方學術界這些成果大多服務于外交政治的需要，有著更深層的戰略考量，以及地緣爭奪的目標。書中指出，近年來西方學術界對于“民主”的研究日趨精細化、模式化。除了宣揚“民主潮流化”、“民主萬能論”、“民主速成論”、“民主國家不戰論”、“民主和平論”、“民主同盟”、“自由之弧”、“價值觀外交”、“民主至上論”、“民主救世說”等說教之外，西方一些政治研究者熱衷研究如何實現民主、即民主的實現研究，進而產生了“民主爆炸說”、“民主孕育說”、“民主精英互動說”。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研究重點又轉向了東歐劇變后的民主轉型。在進入21世紀之后，西方的比較政治學大有異軍突起之勢，區域性民主的研究成為熱點，研究關注的區域也從蘇聯、東歐等地區，轉向了南歐、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并進行比較分析。作為西方國家外交政治的策應，部分西方學者試圖將“民主”模型化、程序化，打造成簡單易學、能夠快速復制的“先進科技”，從而歸納總結出唯一的民主的國際標準，宣揚“民主和平論”“民主同盟論”等，在外交策略上與和經濟利誘、軍事干預等手段形成“組合拳”。在被圈定的“獨裁軸心”的國家和地區之中，往往包含俄羅斯等原蘇聯國家。《民主化悖論》一書花費大量筆墨、用了6章的內容剖析蘇聯——俄羅斯民主化的曲折歷程以及“顏色革命”的深刻教訓。對照近30年來俄美外交關系，在讀完《民主化悖論》一書之后，蘇聯在民主化問題上夢想與失敗，足以令人深思。

四、提出勇于跨越西式民主話語、全面提升國家治理能力

然而，伴隨著2008年經濟危機的爆發，西方國家長期持續的經濟衰退，西方的“民主一元論”開始式微。金融危機凸顯了歐美現有制度的深刻矛盾，暴露了西方社會制度的種種缺陷。危機之后出現的政治對抗、金錢政治、決策不暢等政治頹勢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相比之下，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穩定的政局和治理能力使其政治影響力不斷提升，成為全球和地區秩序塑造中的重要一極。在東西方權力格局變動之際，我們應該基于中國發展的經濟和政治經驗，樹立自主意識，挖掘和彰顯中國的政治發展力和政治競爭力，推動和引導民主研究和國際政治議程的轉向。因此，跨越西式民主話語、建立中國的政治學術話語體系，發出“中國聲音”正當時。《民主化悖論》一書提出，應研究發布中國版的世界政治評價報告，作為破除西方“民主一元論”的突破口和著力點。書中運用了大量的現實政治案例，證明了西方評價體系并不能真實反映世界政治發展面貌，這些“民主標準”和“排行榜外交”也只是為了實現西方國家對世界政治的話語壟斷而實施的策略。而“中國道路”的政治內涵、政治發展力、政治影響力應該在今后的國際社會中得到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古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國奇跡”的發展秘訣就在于與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同，而是注重理論與自身具體實際的結合。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也始終立足于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從中國改革、建設的實際出發，中國政府將民主、效率、秩序、穩定等理念作為我國政治科學發展的追求目標，這也是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探索符合自身發展的民主道路的積極支持。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不同的基本國情、歷史文化傳統，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同時順應時代潮流的發展。世界政治日趨多極，所以不論國家大小，相互尊重，各美其美，才是當今國際社會真正需要的。《民主化悖論》的作者提出，通過發布中國版的世界政治評價報告，可以全方位地評估世界各國的政治競爭力和政治影響力，真實地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巨大發展成就。雖然要打造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政治學話語體系并未一日之功，但《民主化悖論》一書的出版在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方面做出了努力，無疑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