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符號學視野下的先秦名辯學研究”負責人、湖北大學教授

先秦名辯學研究興起于20世紀初。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西方傳統形式邏輯被譯介到中國，這種具有方法論性質的學科介紹到我國后，引起廣大學者興趣，紛紛開始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尋找這方面的思想資源。孫詒讓首先認識到《墨經》諸篇中有亞里士多德的演繹法和培根的歸納法，梁啟超開啟了以西方傳統形式邏輯為范式詮釋《墨經》中名辯學的先河。20世紀80年代，先秦名辯學研究空前繁榮，以西方傳統形式邏輯為范式，詮釋中國先秦時期名辯學的模式，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與此同時，這種研究范式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劉培育指出，以傳統邏輯體系為范本剪裁與建構中國名辯學體系，發生了明顯的負面效應，扭曲了名辯學體系的原貌，造成對名辯學史料的誤解和強解。程仲棠進一步指出，把墨辯過度詮釋為“邏輯學”，無異于偽造歷史。這些批評無疑是切中要害的，以西方傳統形式邏輯為參照系，對中國古代名辯學進行比較研究，的確造成了對史料的“過度詮釋”。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是，在名辯學研究中選擇的范式不恰當。從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特點看，漢字是表意文字，很難從中抽象出符號做邏輯常項或邏輯變項，也就不能對語言進行形式刻畫。從先秦文獻中很難找到像西方傳統邏輯那樣的“形式”，就名辯學原典自身來說，既沒有像亞里士多德邏輯那樣的變項，也沒有像他那樣的推理形式的刻畫，因此，以西方傳統形式邏輯為研究范式詮釋中國古代名辯學，必然出現牽強附會的現象。

深化先秦名辯學研究，需要尋找新的參照范式，符號學便是深化先秦名辯學研究的更優范式。符號學是20世紀初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符號學方法是一種當代思維方法，也是一種語言分析方法。現代符號學奠基人之一、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認為，符號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關系，“能指”是語言符號的“音響形象”，“所指”是它所表達的概念，索緒爾把它們比作一張紙，概念是紙的正面，聲音是紙的反面，它們處在不可分離的統一體中。“能指”是符號形式，亦即符號的形體；“所指”是符號內容，也就是符號能指所傳達的思想感情，或曰“意義”。符號就是能指和所指，即形式和內容之間的二元關系。

符號學有三個分支學科：語形學、語義學和語用學。語形學研究符號系統內的符號能指與能指之間的關系；語義學研究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意指關系，研究符號的指謂意義；語用學研究符號情境中的意義。怎樣明確區分語用學和語義學，英國語言學家利奇做過比較充分的論述，他認為語義學研究的是“字義”，是語言片段的抽象和字面的意義；語用學研究的是“用意”，是語言片段在特定場合中的意義。而意義的某種討論是否屬于語用學范圍，有如下區分標準，即是否考慮了言者或聽者、是否考慮了言者的意圖或聽者的解釋、是否考慮了語境、是否考慮了通過使用語言或依靠使用語言而施行的那種行為或行動。

傳統形式邏輯中的“概念”相當于符號的所指，未考慮符號的能指，而先秦名辯學中的“名”恰恰是能指和所指的結合體，是語言符號。傳統形式邏輯中的“判斷”和“推理”主要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屬于語形學研究內容，而先秦名辯學中沒有語形學內容。名辯學中討論的推理都是語用推理，西方傳統形式邏輯中又沒有這一內容。符號和語用推理在符號學中都有充分研究，因此，符號學是深化先秦名辯學研究的更優范式。

舉例來講，“名”是語言符號不是概念。《墨經?小取》：“以名舉實”；《經上》三十一：“舉，擬實也”；《易?系辭》：“擬諸形容，象其物宜”，這與許慎所說“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如出一轍；《經說上》三十二：“名若畫虎”。顯然“以名舉實”、“名若畫虎”中的“名”不是概念，而是符號。

符號和概念的區別在哪里？概念是反映事物屬性的思維形式，是索緒爾的所指；符號是符形和符義的結合體，是索緒爾的能指與所指的結合體，像一張紙的兩面不可分割。先秦文獻中的“名”是語言符號，包括文字符號和聲音符號。如果指文字符號，就是字形和字義的結合體，如果指聲音符號，就是音響形象和概念的結合體。

由此可見，以符號學為范式將會把我國先秦名辯學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從而取得更有說服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