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蘇區報刊傳播，曾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活力四射，閃耀出奪目的光芒。但在長時間里，其情形只有輪廓性的展示，而沒有細致與深入的敘述。本文試圖清晰、全面地呈現這段歷史。

需要說明的是，文中所說的江西蘇區報刊傳播主要指中央蘇區報刊實踐。因中央蘇區的大部分區域都在今天的江西省境內，瑞金更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紅色首都，當時中央蘇區具有影響力的報刊都設在瑞金。可以說，本文要探討的對象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的有組織、有系統、有規模的新聞宣傳工作。

提高了群眾的文化水準與政治意識

蘇區的報刊有一種非常明晰的受眾意識，希望自己的傳播能夠盡可能地被接受。這一點對于做好新聞宣傳工作而言，至關重要。根據當時蘇區廣大工農群眾與紅軍戰士文化水平偏低、基本上沒有能力獨立閱讀報紙的特點，報刊都有直接組織或者引導組織讀報活動的計劃。《紅色中華》報在第49期上的一個《特別通知》中，給該報的通訊員規定了五項主要任務，其中第五項任務是“建立讀報小組，爭取廣大的讀者”。《紅色中華》報辦報100期的時候，李富春撰寫《“紅中”百期的戰斗紀念》一文，對百期后的報紙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其中有一點就是“每鄉每村的識字班和夜校及俱樂部，應有讀報組的組織，團聚群眾向他們講解每一期《紅中》的主要內容”。

除《紅色中華》報外，其他報刊大多也有類似的設計。當時的讀報活動留下的信息，大多與掃盲班、夜校、識字班聯系在一起。組織這些活動的目標是雙重的，既著眼于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也意在培養群眾正確的思想意識。

對蘇區群眾閱讀報紙以后所獲得的成效，我們現在無法直接從當事者那里獲得答案，但可從當時的資料中尋找線索。《介紹中央勞動部的紅屬夜校》是發表在《紅色中華》報的一篇文章，其中介紹一位一個月以前“還是個睜眼瞎子”，通過讀報班的學習，“現在能認識信上一半的字了”；《紅星》報上的《一個讀報的成績》描述了讀報以后對紅軍戰士的積極影響。

掀起了蘇區共克時艱的運動浪潮

由于紅色政權的建立，蘇區的普通民眾獲得了蘇區以外同一階層的人們無法擁有的參與政治的機會。但是，紅色的蘇區一直是在各種敵對武裝勢力的圍困下生存的，而且這種圍困還時常表現為大兵壓境、步步相逼的“圍剿”。在這種嚴酷的情勢下，蘇區的報刊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

在中央蘇區，由于當時特殊的形勢，擴充紅軍隊伍是一個經常性的任務。在擴紅運動的宣傳上，蘇區報刊給人的整體印象是，形式多樣，聲勢宏大。其中除了一般的新聞報道外，還有社論、文件、漫畫、工作總結、公開信函等，而且往往是以整版的形式出現，并且還要加上醒目的通欄標題。這類標題具有標語口號的特點，可以帶來較大的聲勢。像出現在《紅色中華》中的“歡送興國模范師全體加入紅軍開赴前線消滅敵人！”、“迅速完成創造百萬鐵的紅軍的戰斗任務準備與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等，莫不如是。此外，一些版面在編排上的罕見處理方式，也營造出了濃烈的聲勢。

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新聞宣傳理念

支撐與引導我國新聞實踐的中國共產黨的新聞理論，其出現與形成經歷了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可以說，蘇區時期早期共產黨人在新聞實踐與新聞理論方面的探索，對這套理論的定型具有奠基性的意義。

第一，關于新聞應該為中心工作服務。當時蘇區的一些主要報刊，都有為黨和蘇維埃政府中心工作服務的自覺性。《紅色中華》在《發刊詞》中就明確聲言：“《紅色中華》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它的任務是要發揮中央政府對于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積極領導作用，達到建立鞏固而廣大的蘇維埃根據地，創造大規模的紅軍，組織大規模的革命戰爭，以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以達到全國的勝利。” 《青年實話》作為共青團組織的機關報，也有為中心工作服務的清醒認識。在它一份改版方案的編輯方法部分還特別提到“一切題材，應圍繞著當時黨與團的政治任務做中心，不要機械的分欄”。

第二，關于全黨辦報。“全黨辦報”的明確表述，最早出現在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上。不過，全黨辦報的觀念在蘇區時期大致成型，并且已經有了比較相近的表達了。1933年2月，作為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機關報的《斗爭》，刊登了黨報委員會的一份《黨報啟事》，其中寫道：“黨報希望省委、縣委、區委、支部以及全黨同志能夠經常寫些文章做通訊，按集材料，來供給黨報，同黨報建立經常的關系。如若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難時，也可寫信給黨報，黨報一定負責答復。”很清楚，這份啟事要求黨的各級組織以及全體黨員都要結合自身的工作，與黨報保持密切的溝通。

第三，關于新聞批評的觀念。新聞批評的觀念，也是黨的新聞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蘇區時期很重視報刊的批評功能，一些報刊都自覺地把新聞批評列為自身應盡的職責。《紅色中華》在《發刊詞》中就談及：“要指導各級蘇維埃的實際工作，糾正各級蘇維埃在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目前改造蘇維埃，特別是建立鄉蘇維埃，以及糾正過去土地革命及現時肅反工作的非階級路線，對于經濟政策的忽視與錯誤等都成為目前建設蘇維埃的急要工作，需要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檢閱工作的成功與缺點，找出正確的方法。”《紅星》報的創刊號《見面的話》中則表示：“他（指《紅星》報）要是一個裁判員，紅軍里消極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的份子都會受到他的處罰，并且使能明白他們罪惡。”

總體而言，中央蘇區新聞事業的貢獻是歷史性的。它們第一次讓報刊如此深入地走向底層百姓，其歷史地位無論如何都不容低估。而且，它作為人民政權下的新聞事業所展開的全部探索，已經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筆精神遺產，為延安時期的新聞工作，乃至新中國成立后的人民新聞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珍貴的思想源泉與歷史經驗。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央蘇區紅色文化傳播研究”（12AXW00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