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孔叢子》的文獻價值與秦漢子書的學術傳統研究”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孔叢子》初步成書于秦漢之際，出于眾手，在漢代又有續編。該書體現的文獻性質與編纂思想，大致可以反映先秦兩漢子書的學術傳統。該書材料時間跨度由戰國至東漢，對比其與先秦兩漢子書的文獻記載，很容易發現它們之間有大量的雷同。從另一種角度看，這種“互見性”不僅可以讓我們認識到《孔叢子》從“舊思想”中采擷“文獻精華”為其所用的目的與方法、相同材料在不同子書表述上存在的差異問題，而且能夠呈現出它與不同時代子書的學術共性。以《孔叢子》為基礎，我們可以從撰述、敘事、家學、文體、文學思想等各方面，對秦漢子書的“學術傳統”略窺一貌。

就先秦子書而言，《孔叢子》與之具有雷同材料的著作，儒家有《論語》、《孟子》、《荀子》等，法家有《管子》、《韓非子》等，道家有《文子》、《慎子》、《列子》等，雜家有《尸子》、《呂氏春秋》等，名家有《鄧析子》、《公孫龍子》等。從《孔叢子》與各家著作的學術聯系，可看出它們之間具有一定的“學術共性”：與儒家共同體現“集體記憶”與“集體敘述”的家學特征；與法家共同體現對“入世”與“時移世易”的共同思考；與墨家則體現了它們在互相攻訐中又有共同的編纂風格與學術特性；與道家、名家的學術聯系，體現出它們對一些社會思潮產生了相同的思考。

與《孔叢子》具有雷同材料的著作，西漢主要集中在《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新序》等，東漢主要集中在《白虎通》、《論衡》等。這些著作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很多材料多來源于先秦，如《尚書大傳》等西漢子書的取材，主要是先秦古書；《論衡》等東漢子書記載的多是先秦傳說與故事。這也反證了《孔叢子》的學術特征：大多記載先秦“傳聞異辭”。

《孔叢子》與先秦兩漢子書材料的雷同，至少說明兩個事實：第一，這些雷同材料，出現在不同時代的子書中，說明它們能夠體現不同時代諸子的學術共識；第二，不同時代同一學派的諸子，有著內在的學術思想傳承，所以他們能夠將相同的材料轉錄在本派著作中，并不斷繼承與傳播。

《孔叢子》以及其他秦漢子書，與先秦子書同類材料在表述上也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與“真偽”無關，卻與文獻材料選擇、使用的時代性與思想性有關。秦漢子書大致遵循類似的學術共性。這種學術特征，說明《孔叢子》與秦漢子書在繼承先秦“舊傳統”基礎上，也有對秦漢學術“新傳統”的創造。也就是說，在成書過程中，《孔叢子》與其他秦漢子書采用了直接援引先秦“舊文獻”、改造“舊文獻”以適用于當時學術之需的兩種方法。這實際上就是陸賈《新語》所言“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遠者考之于近”。概括而言之，就是“言古”與“合今”、“述遠”與“考近”。前者是繼承先秦子書學術思想，學習“舊傳統”優秀元素的過程；后者是將先秦諸子思想轉化為符合秦漢諸子學術需要的新材料，并重新編纂、整理出來，創造“新傳統”的過程。按照今天的說法，“言古”與“合今”、“述遠”與“考近”，不僅是當時秦漢諸子著書立說的“學術原則”，也是他們為后世創造的一種“學術傳統”，具有方法論的意義。這也是后來歷代學術研究大致遵循的基本思想與方法，并相沿成習。中華民族的“學統”與“文脈”，之所以綿延數千年而不絕，其根源也在于此。我們今天的學術創新，也需要從這兩個思路出發，展開研究。

問題的提出，與“疑古派”對諸子文獻的辨偽有關。古籍辨偽，確實是“讀書第一要義”。客觀上說來，“疑古派”為我們深入認識先秦兩漢諸子思想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但其造成的學術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過分“疑古”，造成了研究者面對諸子文獻時往往產生首鼠兩端、無所適從的心理。同一則材料，諸子記載各有不同。“疑古派”往往通過史源學的對比分析，力圖“去偽存真”，從中選擇一個看似符合當時歷史實際情況的“真說”，其他的則被視作“偽說”。這種做法，看似沒有問題，實際上造成了很大的研究困境：中國古代很多被認定為“偽”的文獻，會被輕率地“切割”出去，并使研究者對中國古代所有文獻記載產生懷疑，進而造成對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基石的抽離；嚴重一點，還會使研究者做出中國古代學術典籍“文本不可靠”的判斷，從而對華夏文明的根源與傳統造成戕害。這就有點過猶不及了。

如果考慮到中國悠久的學術傳統，尤其是考慮到華夏文明與中國學術具有內在的“學統”、“文脈”的話，這種“去偽存真”就存在很大問題。道理很簡單，先秦兩漢諸子文獻具有“公共資源性”特征，各書材料之間存在雷同或差異，都是常事。諸子百家對同一則材料記載的“差異性”，不能簡單以誰是誰非來衡量，而要考慮到不同學派在同一場合或相同學派在不同場合材料表述的差異性。結合秦漢諸子學術傳統的認識，我們或者可以對“疑古派”的一些說法進行重新審視。

通過《孔叢子》的文獻價值與秦漢子書學術傳統的研究，我們充分認識到，漢代諸子之所以想努力創建屬于自身的學術與文化“傳統”，是因為他們具有濃厚的政治參與意識，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與積極入世的人生追求，同時對自身文化的歷史與未來發展具有清醒認識與深刻思考。他們試圖在繼承先秦學術“舊傳統”基礎上，創造屬于漢代社會的學術精品，從而構建漢家王朝的文化精神與學術“新傳統”。當時一系列以“新”為名的著作，如《新語》、《新書》、《新序》、《新論》等，就體現了這種思想。可以說，秦漢諸子提出的“言古”與“合今”、“述遠”與“考近”，就體現了他們對新與舊、繼承與創新的認識與做法，可以為我們今天的文化創新、學術創新提供有益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