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經濟增長潛力和動力研究”首席專家、南京大學教授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以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為主要特征的新常態。準確把握新常態必須回答好兩個問題：一是科學判斷經濟增長潛力，探明中國經濟的“底”在何處；二是重新構筑經濟增長動力，尋找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從本質上來講，經濟新常態是一個發展方式的轉變問題，是增長形態的跳躍問題，是動力機制的切換問題。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長速度，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但是，中國是在轉型背景下對發達國家的追趕，也付出了高污染、高耗能以及犧牲居民福利的代價。目前，廣大人民群眾對生活質量的訴求日益迫切，倘若繼續把發展簡單化為增加生產總值，一味追求生產總值的增長而忽視持續健康發展，忽視居民福利乃至生存環境，那么這樣的增長模式不僅難以持續，也最終會失去民心。我們要認識到，中國經濟新常態，是從追求增長速度向追求發展的穩定性、持續性和全面性戰略思維的轉變，本質上是發展方式的轉變。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實質，是經濟增長形態的跳躍。經濟增長表面上表現為要素的積累和投入的增長，但背后是資源優化配置，產業結構持續演進的動態調整過程。當前，從生產資源的產業配置來看，一方面，鋼鐵、水泥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占用了大量生產資源，集聚了巨大的經濟風險；另一方面，養老、醫療、教育等行業社會力量進入不足、競爭不充分，導致社會資源嚴重錯配，影響了整個經濟的效率。以前，我們依靠投資拉動增長，高投資高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一般形態。今后，我們依靠創造驅動經濟增長，“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和“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是經濟增長的一般形態。所以，新常態的實質是舊增長形態到新增長形態的跳躍，是傳統增長形態到現代增長形態的跳躍，是粗放式增長形態到集約式增長形態的跳躍，是經濟增長的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的跳躍。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關鍵，是經濟增長動力的切換。經濟增長歸根到底要依靠技術進步。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過于單一，經濟發展的不穩定、不全面、不可持續問題伴隨我們改革開放的全過程。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不斷攀升，原有的動力機制已不能適應我國未來增長的需要。“換擋”需要松“油門”。發達國家的歷史表明，每次重大的技術革新后，不是經濟增長迅速提速，而是生產率的短期下降。我們要認識到“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經濟增長“換擋提速”的必然過程，是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必然過程，是經濟增長動力由一元向多元轉變的必然過程；還要認識到“換擋提速”過程中操縱不慎出現“熄火”的風險，定力要強、心態要穩、動作要準。

新常態，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抓住機遇，贏得挑戰，關鍵在于如何適應新常態。我國目前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既受到國際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影響，也受累于自身的體制性問題。要化解短期困難，為改革贏得時間、空間，就必須在科學認識新常態的基礎上，積極適應新常態。

在發展理念上，要樹立以增長促發展、以發展促增長的發展觀。習近平總書記在G20峰會上提議加大對發展問題的關注，樹立以增長促發展、以發展促增長的發展觀。將增長與發展統一起來，這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新概括、新升華。增長并不等于發展，發展是增長的目的，增長是發展的手段。沒有增長就不可能有發展，但沒有發展增長也不可能持續。長期以來，一些地方片面將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一些領導干部盲目崇拜GDP，這種認識迷失了經濟增長的最終目標，即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因此，積極適應經濟新常態首先就要拋棄狹隘的發展觀，真正確立以增長促發展、以發展促增長的全面的發展觀，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和發展路徑作出相應調整。

在發展思維上，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既是對過去幾十年發展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新常態下處理各種問題必須樹立的發展思維。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直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市場體系的建設和完善，產權的界定和保護，以及市場失靈缺陷的克服都離不開政府的權威，沒有有效的政府保障，市場就無法正常運轉。而在市場能夠充分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競爭性領域，政府這只有形之手不能伸得過長，更不能替代市場作用。只有政府與市場共生互補、各司其職，經濟活力才能得到有效釋放，多元化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才能真正建立。

在發展戰略上，要立足長遠、著眼當前。經濟新常態是要改變舊有的經濟運行機制，在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形成之際，不僅增長的波動成為可能，而且影子銀行、產能過剩、債務負擔等潛在風險積聚，實現穩增長的任務更加艱巨。所以，在發展戰略上，必須要有長遠目光，在各種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面前沉著冷靜、積極應對，忍得住陣痛。同時，也要著眼當前，充分考慮到“三期疊加”階段特有的階段性風險，為可能出現的各類困難做好預案，為困難群眾兜底線救急難，緩解改革產生的陣痛。

在發展政策上，要堅持區間調控、定向調控、預調微調。當前，國際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大，各種矛盾交織。中國在宏觀政策上，需要綜合考慮國內與國際經濟形勢、經濟結構與經濟周期，既要保持政策連續性又要考慮決策靈活度，既不過分強調需求刺激又不盲目抵制擴張政策。一是在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的同時，必須守住增長和就業的底線，不能失速太多；二是宏觀政策保持靈活性，在外部形勢變化時，及時做好政策調整準備；三是創新宏觀調控工具，摒棄傳統的凱恩斯總量調控思路，著重從結構性問題入手，補短板、添后勁，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向中高端水平邁進。改革開放的歷史和實踐說明，微觀主體更活躍、市場活力更旺盛的省市往往也是增長質量更高、發展后勁更足的地區。為此，深化改革、政府轉型必須立足于增強微觀經濟的活力——只有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全面搞活微觀經濟，才能助推企業順利度過結構調整陣痛期；只有讓市場主體成為創新主體、轉型升級主體，才能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強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