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首席專家、東北師范大學教授

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一次在革命危急關頭召開的具有極其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遵義會議主要是集中全力解決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并在組織上作了某些調整，還不可能解決“左”傾冒險主義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錯誤。但是，它的作用和影響卻遠遠超過這兩個方面。

遵義會議前后行軍路線的調整，特別是北上抗日方針及其之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確立，實際上已經開始了政治路線的轉變，因而使之成為中國革命擺脫嚴重危機、從失敗走向勝利的新起點。同時，遵義會議對“左”傾錯誤的批判和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認，本身就是對毛澤東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確方向的肯定，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標志。遵義會議以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經起步并取得重要進展，其標志性成果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初步形成。然而，主要是由于“左”傾教條主義者對毛澤東的指責和反對，毛澤東這些正確思想的指導作用受到限制，他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確方向的發展遭受嚴重阻礙。正是在以遵義會議為偉大轉折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及一系列正確反映中國革命客觀規律的理論原則，有力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結合，使遵義會議成為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新起點。尤其應當指出的是，遵義會議及其以后紅軍長征中所展示的革命精神，對于中華民族精神的重塑具有更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它是我們今天乃至今后都需要加以堅持和弘揚的寶貴財富。

中國共產黨最偉大的歷史成就之一，就是重塑中華民族精神、再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后，中國在反對外來侵略和尋求救國之路不斷失敗的雙重打擊下，民族精神遭受重創。先進的中國人為了尋求民族復興之路、凝聚民族復興力量，不斷致力于重塑民族精神。但是，所有這些努力，包括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以及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在內，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重大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中華民族有著不屈不撓、生生不息、頑強奮斗的精神。特別是近現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為了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為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靠的就是一種信仰，為的就是一個理想。盡管他們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會在自己手中實現，但他們堅信，一代又一代人持續努力，一代又一代人為此做出犧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實現。”重塑中華民族精神，離不開傳承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特別是離不開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產生的文化創新成果。“五四”以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緊密伴隨、相互滲透。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方法論的指導；而中國文化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則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提供了豐厚的民族文化底蘊。二者既相互促進、又密切聯系，共同推動著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這是一個民族的基因。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新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這就為形成以紅軍長征精神為顯著標志的現代中國精神奠定了重要基礎。在當時的中國，紅軍的精神狀態、共產黨的精神狀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狀態。早在紅軍初創時期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就通過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根本原則，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紅軍在長征中所展示的堅定信仰、實事求是、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精神風貌，實際上成為重塑現代中國精神的起點和基點。黨中央和紅軍到達陜北后不久，毛澤東就指出；“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毛澤東在這里已經充分肯定了紅軍長征對于中華民族精神重塑的重要價值和意義。中國工農紅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所展現出來的全新的精神面貌，是中國數千年來不曾有過的壯舉，這個壯舉令世界震驚，也令中國人自己震驚。紅軍是那樣英勇、大無畏，那樣藐視死亡和苦難，它一掃近代以來中國人落后的精神狀態，使中國人民從這一壯舉中看到了國家的希望，也使世界看到了中國人精神面貌發生的巨大變化。回顧遵義會議前后長征的歷史，有許多值得人們深思的東西，其中，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與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二者的統一，是極為寶貴的財富。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對于革命政黨之重要，猶如紅軍長征夜行之北斗，而正確政治方向的確立又離不開黨的思想和政治路線。遵義會議是中央紅軍長征在軍事上由被動變主動的歷史轉折，會議本身雖然沒有解決黨的政治路線問題，但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即確立了向北進攻創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不久又確定了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在華北事變后民族危亡關頭北上抗日方針的確立，意義重大、不可低估。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之間“北上”與“南下”兩個方針的斗爭，以及對紅軍后來發展的不同影響，充分證明了黨中央所確立的北上抗日方針對于黨和中國革命事業所具有的極其重要的意義。艱苦奮斗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本色，是中國共產黨人光榮的革命傳統，也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武器。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之所以需要艱苦奮斗的精神，是因為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一樣，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困難也是十分巨大的。要戰勝困難，完成革命任務，特別是要取得像長征這樣偉大壯舉的勝利，沒有英勇作戰、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與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又是統一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反之，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很好地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的積貧積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發展繁榮，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頑強拼搏，靠的就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靠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推進革命、建設和改革中所重塑的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靈魂的中國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大力弘揚這種寶貴的中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