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在“仁義禮智信”的儒家倫理體系中占有極重要地位。一個社會不可能要求每個成員都要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壯烈，特定場合的“成仁取義”，也不能取代日常生活的“禮之用，和為貴”，社會成員之間客客氣氣的“禮道”和“禮數”，像空氣和水一樣，不可或缺。所以，“禮”是數千年來中國文化的“家常飯”，既養育了中華民族溫雅、內斂的平和性情，也成就了“禮儀之邦”的家國氣質。錢穆先生曾談道，“要想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陳寅恪先生更是明確認定，“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所謂“三綱六紀”，就是傳統社會中所強調的“禮教”。

　　“禮”在中國傳統倫理范疇中的這種主體地位，是孔子和先秦儒學所奠定的，具體包括“溫良恭儉讓”的交際禮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禮讓原則，以及以“禮”燮理尊卑長幼、以“禮”統攝忠孝節義的“禮教”等。

　　秦漢之后，儒學不斷蛻變，但“禮”在傳統倫理中的核心地位則一直被強化。南宋朱熹的對鏡自畫像上有一段自擬的文字：“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將“禮法之場”置于“仁義之府”前，大致可以說明“禮”在其思想體系中的分量與地位。近代以來，傳統“禮教”雖然屢遭蕩滌，但“溫良恭儉讓”作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卻生機未斷。前幾年，有學人撰文所言之“集體的溫良恭儉讓”，正是數千年中國“禮”文化的鮮活延展，也為當下“禮”文化的弘揚提供了參考。

　　日前，由我主編的《中國歷史評論》刊發了胡新生教授的長文《禮與禮儀之邦的重新闡釋》，在與作者討論這篇文章時，我們曾談起媒體報道過的“九寨溝大擁堵”：2013年國慶黃金周的第二天，四川九寨溝景區一下涌進4萬多名游客，由于區間候車時間較長，部分游客情緒激動，強行攔停區間車，造成上山的車上不去，下山的車下不來，最終形成一個死結，景區運行全線中斷。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密集的國度，類似上述九寨溝擁堵的大大小小的問題幾乎天天都會發生。解決此類問題，很難說都能馬上找到良策。但如果“禮讓三先”“友善為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這些傳統“禮道”能成為行事通則，就會避免過激行為造成的“死結”。

　　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孔子故里考察時，有兩個細節發人深思。一是在觀看孔子研究院林林總總的學術成果時，特別關注了楊朝明教授校注的《孔子家語》；二是在孔子研究院座談時，特別請當地一家教習儒學與禮儀的民辦學校的校長發言。這當然應當放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主題下加以理解，但如果從“禮”的復興與“禮儀之邦”的再建來理解這兩個細節，相信也是切題的。

　　（作者王育濟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球化時代中華民族精神的認知與教育對策研究”首席專家、山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