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研究中心

“想象力”（imagination）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找尋自身發展道路的重要能力。“中國夢”的提出無疑是一種嶄新的理論創見，更是一種具有世界意義的“地方知識”，具有多方面的國際傳播意義，能夠有效填補當下國際傳播秩序的道德和價值裂痕。“中國夢”在主權平等和服務人民兩個方面擁有不可置疑的國際傳播話語權，在對外傳播研究和實踐中，也應該緊密圍繞這兩點，找到“中國夢”國際化傳播的支點。

國際傳播環境充斥著保守與短視

當下的國際傳播環境充斥著保守型的國家主義和短視型的發展主義。前者以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有關美國正處于“信息戰”的論調，以及“斯諾登事件”所揭發的全球監視網絡為代表，強調某個國家為主導的國際信息傳播秩序，而不是基于主權平等和民主參與的國際信息傳播治理體系；后者以某國主要或主導經濟部門的利益保護為核心考量，提出通過所謂的“全球合作”和“利益共享”促進共同發展，但實質是解決主導國的生產過剩或經濟結構調整問題。例如，不斷擴張的“好萊塢”電影產業以及各類新型信息與傳播產業（ICTs）在全球的不均衡分布。

可以說，當下的國際傳播格局欠缺公平的參與準則、共享的傳播資源和公正的傳播秩序。而“中國夢”的提出和延展——如“亞太夢”——則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實體的角度，鮮明而自信地回答了如何重建國際傳播秩序的關鍵性話語問題。

反對“霸權邏輯”

探討當下中國的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創新和講好“中國故事”成為主要議題。然而，“創新”不僅僅是對現狀的修正，更是對歷史的回歸和超越。換言之，只有將國際傳播和中國對外傳播的歷史放置到更長的時間段去考察，才可以找到“來時路”和“前方”。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引領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連接歷史、現實與未來的重要載體。而歷史視野中的“中國夢”所承載的是中華民族頑強抵抗帝國主義壓迫，通過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從而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立足的心路歷程。因此，民族獨立與國家主權是貫穿歷史的“中國夢”的核心要素。

與此同時，民族獨立與國家主權亦是 “二戰”以來國際政治秩序的核心要義。新獨立的亞非拉國家不僅成為與西方殖民國家相平等的政治主體，更在聯合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框架內行使著構建國際政治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責任。另外，西方國家也在不斷解決自身種族和社會問題的同時，將“國家”作為自我保護和擴張的物質實體。盡管存在著諸多的“后殖民主義”經濟和文化機制，繼續維護著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和不發達世界中的霸權角色，但對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的認知卻已然成為國際共識。這尤其值得通過反抗和革命而建國的后發國家的宣揚。正如美國外交雜志（TheDiplomatic）在分析“中國夢”和“美國夢”的一般性區別時所提到的，“中國夢”更關注作為民族和國家的集體性存在 。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夢”所言說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平等不僅僅是反抗傳統和現代意義上的霸權國家，也并不是“反西方”或者反對某個國家，而是對“霸權邏輯”的一貫批評。這點值得我們在對外傳播時著重解釋。

強調發展的包容性

紐約城市大學學者大衛·哈維曾指出，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模式是 “剝奪式積累”。換句話說，并不是一國的全體人民公平地享受發展的紅利。這一不均衡和不公平的發展模式也通過諸多受西方發達國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 （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擴展至全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世界是平的”僅僅是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從 “經濟理性”角度對世界的幻想式解釋。與此同時，事實的另一面是，各國政府和公共機構都在通過各種政策，企圖彌合這一 “斷裂”的社會結構，因為“服務人民”不僅是政府的代表性所在，更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所依。

在這里，“服務”的本質則是如“中國夢”所說，是“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因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如果我們借用著名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Polanyi）的觀點，那就是重新將經濟發展“嵌入”歷史的道德和社會關系之中。讓人民幸福成為衡量一國、一地區乃至全世界經濟發展的唯一評判標準。

（本文系201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國際傳播發展新趨勢與加快構建現代傳播體系研究”（12&ZD017）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