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11”以來，伊斯蘭教陷入內外雙重困境。外：被西方國家的主流媒體炒作為“伊斯蘭恐怖論”議題后，伊斯蘭教被污名化；內：被基地組織、塔利班、“伊斯蘭國”（ISIS）等將伊斯蘭復興思潮和運動 “泛圣戰化”后，伊斯蘭教被極端化。前者造成阿拉伯—伊斯蘭問題陷入西方霸權語境，從而影響地區與國際熱點問題的認知與解決進程；后者使得“伊斯蘭是和平抑或暴力”這一重大問題凸顯而影響宗教與國際關系、宗教與國家安全乃至全球治理的應對策略。

極端思想影響

伊斯蘭教主張和平、中正，號召穆斯林在 “謹守中道”（《古蘭經》25:67）中 “尋求一條適中的道路”（《古蘭經》17:110），因為，“我這樣以你們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們作證世人，而使者作證你們”（《古蘭經》2:2）。但自伊斯蘭教誕生以來就存在極端主義思想、行為及其派別。

在伊斯蘭思想史上，有三大圣戰觀對穆斯林精英階層產生了深遠影響。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創始人哈桑·班納認為，“建立伊斯蘭國家”的目標，實為超越種族、民族、國家、地域等界限的伊斯蘭信仰共同體世界，為此所采取的手段包括“圣戰”與“寶劍”等。被稱為“伊斯蘭極端主義鼻祖”的賽義德·庫特布認為，當今世界因否認了“真主主權”而仍屬“蒙昧狀態”，號召穆斯林以“遷徙圣戰”的實際行動與“蒙昧狀態”進行斗爭，并在《路標》中向伊斯蘭極端勢力發出“解放全人類”的號召，強調“伊斯蘭就其本質而言，本身就具有進行圣戰的理由”。巴基斯坦伊斯蘭教著名學者、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三大理論家之一的賽義德·毛杜迪在 《伊斯蘭圣戰》中既強調“圣戰是穆斯林的重要義務”，還表明具有自衛性和進攻性雙重特性的伊斯蘭 “圣戰”觀，且在他的圣戰觀念中，穆斯林在進行“圣戰”時可以采取包括殺戮在內的一切斗爭方式。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基地組織等極端組織的恐怖行動提供了行動方式上的理論支持。

伊斯蘭教義被歪曲

伊斯蘭教異化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原因極為復雜。就內因而言，主要包括：

首先是伊斯蘭教義被歪曲，使得民間伊斯蘭復興運動被引向極端主義泥潭�！暗莱山浀洹钡囊了固m教，極為重視《古蘭經》和圣訓等伊斯蘭文化原典的解讀，但因伊斯蘭文明闡釋主體的多元化和復雜性，影響了世界對伊斯蘭文明核心價值觀的客觀認知，尤其是伊斯蘭核心概念的被誤讀導致了伊斯蘭教義被歪曲，尤其是“烏瑪”概念內涵邊界的模糊化、“吉哈德”概念的暴力化后，產生了“圣戰主義”，形成了穆斯林可通過暴力 “圣戰”這條捷徑直接“進天園”、建立“伊斯蘭國家”并回到“先知的烏瑪時代”這一極端化的思想意識，以偷換概念的方式歪曲了伊斯蘭教義，并將伊斯蘭引向極端主義泥潭。

其次，自伊斯蘭教建立以來，伊斯蘭世界就存在著因解經分歧而引發的話語權激烈爭奪，并出現刺殺哈里發或伊瑪目的極端行為、以“圣戰”為名的極端主義組織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排斥異己、封閉保守的極端主義思想等。

此外，在解決 “伊斯蘭公共事業”的“巴勒斯坦問題”上，以哈馬斯為首的暴力“圣戰”者成為抵抗伊斯蘭共同敵人——以色列的 “急先鋒”，使得伊斯蘭極端主義行為具有某種“合法性”與“道義性”，在一定意義上默許甚至鼓舞了全球伊斯蘭復興日趨極端化。

外部推手

就外因而言，美歐等西方大國既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有著歷史的創傷記憶，又有著現實中的矛盾沖突，使得中東伊斯蘭國家視西方大國為 “撒旦”和“異教徒”，故“圣戰”概念易被泛化和濫用，并最終淪為圣戰主義，致使伊斯蘭滑向極端主義。

美國等西方大國在反恐問題上的雙重標準與巴以問題上的 “袒以壓巴”立場，使得基地組織、ISIS等伊斯蘭極端勢力迅速坐大并將伊斯蘭極端主義浪潮引向全球。

就伊斯蘭極端勢力而言，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宣教鼓動型極端勢力”，如印尼“伊斯蘭祈禱團”精神領袖阿布·巴希爾等；“二是暴力恐怖型極端勢力”，如職業殺手、雇傭軍和亡命徒；“三是民族分裂型極端勢力”，如車臣恐怖分子、“東突”分子等。近年來，受暴力“圣戰”思潮影響且活躍在中亞、南亞的恐怖組織包括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 （“烏伊運”）、伊斯蘭解放黨（“伊扎布特”）、“哈里發斗士”、“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及其改頭換面的“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等。

在美國歷屆政府的“干涉主義”至 “新干涉主義”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以軍事侵略、經濟制裁、政權更迭等方式粗暴干涉阿拉伯—伊斯蘭地區的國家事務，造成仇美主義在全球蔓延以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境內的反政府力量迅速壯大，其中像ISIS等伊斯蘭極端組織借此招兵買馬、迅速發跡，成為伊斯蘭教異化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助推器。

目前，伊斯蘭極端主義正在向全球蔓延，并在中東、中亞、南亞、美歐乃至東南亞等地區出現了以基地組織、ISIS等為首的極端組織異常活躍的跡象，呈現出“中心—邊緣”擴散的鮮明特征。對伊斯蘭極端主義進行溯源性梳理，旨在認清“疆獨”問題被國際化背后的“東突”勢力已融入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浪潮的事實，其歪曲教義、屠殺無辜等反文明、反人類的極端之舉，大大破壞了伊斯蘭教的中正形象與和平本質，并對我國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造成重大沖擊。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對中東伊斯蘭國家人文外交及對策研究”（11BGJ033）成果之一）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中東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