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和古來強調“正名”的文化傳統有關，稱謂的意義長期受到重視。稱謂是社會身份的符號，同時也是標志著社會等級、體現著社會關系、維護著社會結構的基本秩序的一種文化存在。正如梁章鉅在《〈稱謂錄〉序》里所說，稱謂“各有等差，不相假借”。考察稱謂史，無疑有益于我們真切地認識古代社會史。

　　《史通·稱謂》寫道：“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社會稱謂隨時代演進有所變化。因區域文化的不同，同一歷史時期，各地稱謂或亦有差異。人們日常使用的稱謂，其實既有傳統的影響，也有時代的印記，有些還暗含某種文化象征意義。民族構成的不同，也形成稱謂的區別。討論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條件下稱謂的變化，是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務。

　　20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史研究，有的學者是從稱謂切入，得到了有關階級結構的新認識。如對“君子”“小人”以及“民”和“國人”等稱謂的學術分析，都促成了階級關系史新知的獲得。就秦漢稱謂而言，對“黔首”“奴婢”“隸臣妾”等問題，也多有學者以為涉及秦漢社會結構、秦漢社會性質而予以關注。不同的學術解說，應當各有價值。而最終的確定之論的形成，也許還有待于今后研究的繼續深入。秦漢時期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即所謂“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漢初布衣將相之局”），由于經歷了社會變動、政體新創、文化交匯和民族融合，社會文化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社會稱謂因此多有新生和復變。在秦漢歷史進程中，政情軍事變幻紛雜，多有“改易名號，隨事稱謂”（《后漢書·郎顗傳》）情形。而由于區域出身、族群傳統和思想淵源等文化基因的不同，也造成了社會稱謂“品目參差，稱謂非一”（《宋書·隱逸列傳》）現象辨識與理解的困難。當時的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和社會風貌都出現了歷史性的重大變化，對于后來社會歷史進程也有重要的影響。研究秦漢時期的社會稱謂，對于深入認識當時的社會狀況進而全面理解當時的歷史文化，有不宜忽視的意義。我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秦漢社會稱謂研究”，即試圖通過對各種稱謂指代者的職業身份、階級關系、民族立場、社會地位、文化角色的考察，探索秦漢社會歷史文化諸問題。項目成果入選2013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在此愿意接受學界檢驗。

　　秦漢時期的稱謂，有些雖然看似簡單，但要提出真確的解說，卻也需要認真考論。從《秦漢稱謂研究》的篇目看，直接討論的秦漢稱謂170種左右，然而對于秦漢社會通行的多種稱謂而言，可以說仍百不及一。還有許多與秦漢社會稱謂相關的問題有待探討。例如與秦末歷史動蕩密切相關的“閭左”稱謂，河西漢簡屢次出現的“墨將”稱謂，都是至今未得明確解說的歷史疑點。就國家最高執政者而言，所謂“朕”“陛下”等說法的原始意義的探尋，也還需要有所討論。指代社會底層身份的稱謂如“蒼頭”“亡人命者”等，也應當進行更為確切的說明。由此，覆蓋面較為寬廣的解說秦漢稱謂的工具書，也許有必要某一日面世。我希望這部著作成為秦漢稱謂研究和中國古代稱謂史研究的引玉之磚，亦真心期待青年學者參與并推進這一工作。我也會繼續探求和思索，為充實和修訂以往成果，為深化和拓展相關研究貢獻心力。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新著《秦漢稱謂研究》入選2013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