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齊洲教授的《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以下簡稱《發生史》）作為2013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的一種，最近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是一部自覺走出20世紀的學術范式，重新發掘和言說中國思想，以期推動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并以此帶動中國特色思想文化研究的專著，具有頗強的示范效應和輻射功能。

　　任何思想都產生并存在于特定的語境之中，有其發生、發展、演變的過程。不弄清中國人為何而思、如何致思、怎樣表達，就無法認識和言說中國思想。將中國思想抽離其歷史語境，必然郢書燕說。齊洲先生認為：“就文學觀念發展的歷史邏輯而言，一個民族最早形成的文學觀念，往往包含著這個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學思想和最重要的文學精神，也是這個民族后來不斷發展著的文學觀念的最深厚的文化之根和精神之源。然而，文學觀念伴隨著文學活動，它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有從發生學的角度去探討它的形成機制，它的內在結構，它的文化內涵，它的民族特點，才能對一個民族的文學觀念何以這樣表達而不那樣表達做出恰如其分的合理解釋，才能對一個民族的文學的歷史何以這樣發展而不那樣發展做出符合歷史本來面目的真實描述。”《發生史》正是以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生為中心，為探索中國思想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

　　齊洲先生獨具慧眼，從前人習焉不察的“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中發現了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濫觴和殷周之際關鍵性的視角轉換。他運用多學科的方法，成功還原了先周文化的巫術語境，進而指出：中國早期的文學是巫覡們“通天”之術的一部分，從形式到內容都與當時的政教有著密切的聯系，而有關文學的觀念也就包含在原始宗教觀念和氏族政治觀念之中。運用同樣的方法，他還原了周公“制禮作樂”的歷史真相和文化本質，梳理出西周文化何以從鬼神世界回到現實人間，以及怎樣與社會政治和世俗生活聯系并形成制度的歷史建構過程。

　　這一轉向“使文學具有了與世俗政教和文化制度緊密聯系的特點，也具有了表達人的思想感情和加強人與人之間情感交流的特點，而文學服務于政教并與社會文化制度和道德建設結合，文學承擔起社會上層建筑、文化意識形態以至政治教化工具和情感交流工具的多重任務”，而這一基本格局“不僅奠定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基礎，也制約著中國文學后來的發展方向。中國文學觀念在其發生的這一過程中所開拓出來的人文精神成為了中國文學發展的不竭的動力之源，也成為中國文學的最重要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特色”。

　　緣此理路，齊洲先生繼而考察隨著西周后期宗法制度的逐步解體后文學觀念的變動。一方面，由于王綱解紐、禮崩樂壞，文學得以擺脫禮樂制度的束縛，獲得獨立地位。他特別對“詩言志”這一中國詩學的核心觀念進行了歷史的動態考索，指出它在不同階段的文化內涵：原始樂教、西周禮教和春秋詩教。“‘賦詩言志’的春秋詩教賦予了詩的獨立性價值，文學觀念的私人化傾向可以從這里開放出個體人格和精神情感的奇葩。當詩獲得獨立價值并與個人精神生活和人格修養聯系在一起，獨立的文學觀念也就同時發生了。”這樣，孔子正式提出“文學”的概念并賦予其“文治教化”的特定內涵就得到了歷史的合理解釋，這是中國文學觀念成熟的標志。

　　另一方面，禮崩樂壞意味著“道術將為天下裂”。在齊洲先生看來，所謂“道”就是西周禮樂文化中蘊含的人文精神和價值理性，所謂“裂”就是先秦諸子對這種人文精神和價值理性的各自闡釋和承繼。諸子皆言“道”，乃是他們對這種精神的維護和捍衛。而他們捍衛“道”的動機，又是因春秋以降“士”成為文化主體，在缺乏血緣身份蔭庇和政治經濟實力的情勢下，要參與現實政治，以與“勢”抗衡，從而張揚的一面旗幟，反映了新知識階層的身份自覺和集體意識。儒、墨、道、法諸家文學觀念，莫不是在此語境中展開。

　　中國學術界關于“重寫思想史”“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和實踐已經有些年了。《發生史》以中國早期文學觀念為樞紐，既重寫了先秦文學史，又重寫了先秦思想史，并因其學術創新和理論創見為當代學術思想提供了成功經驗。

　　（作者單位：三峽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