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哲學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民主投票機制與社會階層收入分配的比較政治分析”負責人、中共中央黨校博士

當今世界，由貧富差距擴大所導致的經濟不平等現象越來越成為各國社會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在西方經典民主理論看來，社會階層間不平等的貧富差距問題只有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才能夠得到解決。也就是說，民主政治與經濟平等在本質上是相互契合的。這種論斷盛極一時，幾乎成為民主理論研究者不假思索便予以接受的共識。然而，政治實踐的現實發展卻與經典民主理論的論斷相背離。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經濟不平等、再分配與民主之間的關系。

經典民主理論的言說：民主政治削弱經濟不平等

20世紀60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在美國興起。一些研究者注意到，雖然社會階層間的貧富差距現象在每個國家都存在，但是這種貧富差距帶來的經濟不平等在成熟民主國家表現并不明顯；中產階級的壯大一方面限制了社會財富流向少數精英階層，另一方面又減少了社會底層低收入群體的數量。相反，在不發達民主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一直無法得到控制，成為政治動蕩、社會失序、階層沖突的淵藪。由此，民主理論研究將民主視為解決經濟不平等現象的可靠機制。

這種研究傾向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那里表現得很明顯。他認為，民選政府更為透明公開，因此能夠實質性地緩解社會貧窮，增加公民的物質福祉。理性選擇主義者則從研究公民投票行為與政策偏好入手，闡釋了民主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在阿羅、唐斯、布坎南等代表人物看來，民主政治提供的投票機制，能夠形成傾向于多數貧民而非少數富人的再分配政策，由此民主具有了抑制經濟不平等發展的天然功能。他們將選票視為選民理性的表達方式，在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下，選民就一系列涉及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政策方案進行投票。基于窮人在投票上必然超過富人階層的數量優勢，再分配政策結果必定傾向于多數窮人的利益。理性選擇主義由此揭示了民主國家社會財富趨于均等的民主政治邏輯。

美國政治學家鮑什認為，票決民主在本質上傾向于鼓動貧民支持再分配政策，所以窮人是支持民主的。而富人對民主的態度則取決于社會資產的可流動性程度。在資產自由流動的社會里，富人可以通過威脅轉移財產的方式與窮人在再分配政策上討價還價，進而達成傾向于自己的“妥協”，從而形成穩定的民主政治。言外之意，就是只有在民主成熟社會，社會財富向少數富人集中的現象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類似的觀點，同樣可以在阿西莫格魯、普沃斯基等人的研究中發現。

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歷來與其國家戰略密不可分。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政治削弱經濟不平等的觀點，作為美國在全球進行“民主推銷計劃”的學理和法理依據，就構成了美國所謂民主這一“普世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美式民主推銷者的宣傳，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民主選舉制度的缺失。因此，只有推動威權國家的民主化運動，賦予公民一人一票選舉權，且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階層間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也就是說，他們主張民主的價值，不僅體現在賦予公民以投票權，更體現在普通公民可以利用投票權獲取經濟利益。在此論調下，在轉型國家鼓動民眾參與政治抗議來影響政治決策，甚至是意圖推動政權更迭的民主，成為了政治口號，成為了美國試圖干預他國內政、在世界范圍內大搞顏色革命的政治借口。

發達國家經濟不平等升級

時至今日，西方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發展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以美國為例，根據邁克爾?耶茨引用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10年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占居民總收入的50.2%，而最窮的20%的家庭僅得到收入的3.3%。而在30年前，相應的數據分別是44.1%和4.2%。2010年，最富的5%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收入的總和還要多。美國《大西洋月刊》甚至披露：“美國收入差距比所有的西非、北非、歐洲和亞洲國家都嚴重。”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發現，法國社會同樣經歷了一個經濟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的階段。

面對以上變化，凱恩斯學派的新代表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認為，美國正在經歷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不平等時期。社會財富迅速向1%的美國人集中，他們還阻斷了社會上升渠道，多元競爭性社會正在走向封閉寡頭化社會。而99%的美國人不僅生活水準日益下降，他們還要為經濟不平等所造成的社會沖突、經濟凋敝甚至是金融危機埋單。美國不僅變成了一個更加分化的社會，也不再是“那個曾經充滿機遇的國度”。斯蒂格利茨所代表的“市場失效”觀點并非危言聳聽，2008年金融危機、“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綜合反映。當然，從政治學的視角分析，我們更加關注的是為何“民主失靈”的問題。

由此可見，西式民主非但沒有有效制約經濟不平等的惡化，這一民主制度卻正在被瘋狂增長的經濟不平等狀況所撕裂。這就需要我們重新理解與思考經濟不平等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系。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兩種截然相反的經驗現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調整時期，民主政治和經濟平等確實都得到了發展與進步；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今天，西方各國普遍面臨著經濟不平等迅速升級的危險，所謂民主政治的優勢也被公民抗議的浪潮所淹沒。顯而易見，西方經典民主理論的假設、結論和邏輯體系都需要重新檢驗。

反思經濟不平等的民主解決機制

誠然，持續的經濟不平等源于多種因素，其中政治制度層面的原因不可忽視。我們需要考察民主政治是如何影響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民主的再分配效應對經濟不平等的變化起到了什么作用。為此，我們需要對西方經典民主理論的論證進行詳細解剖分析。

首先，票決民主對再分配政策起到多大作用？西方民主被標榜為“一人一票制”，普選權的擴大被認為是西方民主的重大進步。西方經典民主理論認為，再分配政策作為一種集體偏好是由選民通過選票表達利益理性來實現的。因此，在多數票決規則下，再分配政策反映的必然是多數選民的利益。然而，這一西方經典民主理論能否在現實中得以合理化實現，還要取決于許多因素。從現實情況來看，選票對政策議程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政策議程主要受到那些組織良好、占有更多社會資源的團體所主導。與此相反，在現實中，選民作為政治個體不僅政治組織方式混亂，難以形成有效集體行動，而且受到政治理解能力不及、信息不對稱、政黨政治宣傳、選區分割等因素的限制，無法真正認清自身的政治利益，更不用說充分表達利益。選票——真正對政策影響力——僅僅是在理論邏輯意義上起作用。

其次，選舉是不是民主的本質？西方民主將選舉視為民主的基礎和本質，因此基本上將民主政治等同于選舉民主。顯然，選舉只是民主的一個重要因素。西方民主進程的進步，表現在公民不分種族、性別、收入、族群都基本上獲得了選舉權。然而，選舉民主只是西方民主的一項內容。公民在普遍獲得選舉權利的同時，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甚至出現了倒退。在選舉之外，公民權難以得到體現。更有甚之，公民權正在遭到不合理的經濟權利的侵蝕，金錢開始主宰選舉政治。“一人一票制”似乎更應該體現為“一美元一票制”，經濟權利的社會階層分布決定了政治游戲規則。社會底層民眾雖然人數巨大，但是已經失去政治意義，社會資源、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被處于社會頂端的少數精英所壟斷。

再次，“民主失靈”是不是意味著民主衰落？西方經典民主的缺陷還在于忽略了利益集團、寡頭精英、政黨政治的實際政治過程對再分配政策起決定性作用。僅僅依靠選票來限制經濟不平等的發展效果是有限的。但是，我們也很難將“民主失靈”說成是民主衰落。因為，在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大特征就是自我批評、敢于反思，社會沖突可以通過制度化利益表達渠道得到緩解，更甚者可通過社會運動、階級分化等方式形成對寡頭政治權力的制約。

由此，我們可以清醒地認識到選舉民主在解決經濟不平等方面上存在諸多局限性，應該將民主廣泛地擴展到經濟、社會等層面，不能將票決民主視為民主的全部。因為，民主績效受到文化傳統、歷史因素、社會結構、民族宗教、地緣政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很難說僅僅通過直接引入一套西方政治理論和政治治理模式，就能解決一國所面臨的一切經濟社會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