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湖湘文化通書”首席專家、湖南大學教授

中國學術史上所說的“學統”概念，形成并興起于宋代，這和理學思潮是由地域性學派構成的特點分不開。從字面意義上說，“統”有兩種含義：其一，指學術的正統，即清人熊賜履在《學統序例》所說：“統者，即正宗之謂，亦猶所為真諦之說也。”其二，指學脈的授受傳承，即人們通常理解的學術傳統，如人們稱熊賜履的《學統》一書是“明學之源流派別”，就是這個意思。宋代以來，學術正統與學脈源流的觀念已結合起來，這就是所謂的“道統”。其實，宋代以來學術史盛行的“學統”觀念，是受“道統”觀念影響而產生的。

“學統”與“道統”

提出道統說的是唐代韓愈，他著有《原道》一文，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作為道統的授受脈絡。宋代理學受韓愈的道統說影響甚大，涌現出許多著名理學家與理學學派。他們均有一種重要的文化使命感，即要復興先秦孔孟的學說，并視自己為這一道統的承傳者。如朱熹編著《四書章句集注》，以《四書》為主要經典而建構理學體系。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既描述了從堯、舜、禹到孔、孟的道統脈絡，又特別強調了自己的《中庸章句》“于道統之傳”的密切聯系。

但是，歷代的理學家們，為什么會在“道統”的概念之外，又要提出一個“學統”的概念呢？原來，這與孔子整理歷史文獻、著書立說而創立儒家學派有關系。根據理學家們的看法，先圣授受道統的方式不一樣，從堯、舜、禹到周公，皆有天子之位或能主宰天下之事，即如朱熹所說：“夫堯、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孔子及顏子、曾子、子思等人則未能有其位，只能著書立說以傳道統。那么，這種通過書本知識來傳授的“道統”，又可以稱為“學統”。在理學家看來，學統是通過學問而承傳道脈，如元代理學家吳澄就認為“學統”就是要將學問與“道”結合。門人為他作《行狀》記載說，吳澄“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于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清人熊賜履著《學統》一書，就是將孔子以來能列入儒家道統脈絡的學者作一“學之源流派別”的清理。

盡管“學統”概念是在“道統”概念的影響下而產生的，并與道統有著十分密切的內在聯系，但“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概念，與“道”作為一種價值信仰的概念不相周延，它有自己獨立的意義和價值。這樣，“學統”就成為一個描述儒家學術或中國傳統學術的學術體系、學術宗旨并體現為“學之源流派別”的概念。事實上，“學統”概念出現后，一些從事學術史研究的學者就開始以純粹的知識建構、學術授受的學脈來使用學統的概念。

獨立的經史知識建構與學術傳承脈絡

清乾嘉學者全祖望是大量運用“學統”概念表達獨立學術傳承脈絡的學者。與清康熙年間以服膺程朱理學并維護道統地位而著《學統》的熊賜履不一樣，全祖望則是于清乾嘉之學大興之際，追求獨立學術價值、知識傳承的經史學者。故而，他大講的“學統”已無熊賜履的“正宗”、“道統”的含義，而完全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經史知識建構、學術傳承脈絡的概念。全祖望討論“學統”時主要在兩個領域：其一，對學術史的總結。這特別體現在他續修黃宗羲的《宋元學案》里，常常運用“學統”的概念來表達宋元學術傳承、學派演化。其二，對他自己所處時代（乾嘉）、地域（浙東）的學術傳承和學派宗旨等的表述。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全祖望所論述的學統，無論是歷史研究還是現實追求，大多是和地域聯系在一起的，他總是將這個具有鮮明時間性（學脈傳承）的“學統”概念，納入到具有空間性的地域概念之中。

宋代是中國學術發展的極盛時期。陳寅恪先生說：“中國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宋代理學形成的特點不僅是將傳統儒學發展到致廣大、盡精微的程度，尤有特色的是，當時的儒學還體現為一種地域化的學術形態。群星燦爛的新儒家學者分布在各個不同的地域或者是主持不同的書院，從而奠定了各自的地域性“學統”。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描述了宋慶歷“學統四起”時的盛況：“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孫復）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王開祖）經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胡瑗）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候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篳路藍縷，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從全祖望所描述的“慶歷之際，學統四起”，我們看到了宋代學統的地域化形態初起的狀況，這是宋代理學學派普遍以地域命名的緣由，這也是《宋元學案》的編撰為何總是以地域、書院命名的原因。按全祖望的說法，北宋慶歷以后，“學統”四起，影響較大的區域性學統有較多，包括齊魯學統（孫復為代表）、濂溪學統（周濂溪為代表，周是湖南人，并在湖南講學，又稱湖湘學統）、蜀學學統（三蘇為代表）、關中學統（張載為代表）、洛學學統（二程為代表）、浙學學統（胡瑗為代表）等等。這些區域學統之所以能夠確立，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區域中均有一些有影響力并有重要學術成就的學者在這些地方從事學術研究與傳播；另一方面，無論這些區域的學者有無師承關系，他們都往往形成了比較接近的學術旨趣。

“學統”的地域化學術形態

為什么宋代以來的學術界大興“學統”？為什么宋元明清的學統主要呈現為地域化學術形態？這顯然與宋代以來的學術創造、學術授受的方式有關。兩漢也是儒學大盛的歷史時期，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局面，是中央皇朝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設運動中產生的，五經博士的設置、太學的經學傳授是學術研究與傳播的主要方式，經學的研究、傳播依賴于那些由朝廷供養的經師們的“家法”、“師法”。而宋代儒學的大興則是儒家士大夫從民間講學開始的一種學術活動。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個人的身份，在家鄉或寓居之地，獨立自主地從事知識創新的學術活動，同時從事知識傳播、人才培養的講學活動。所以，宋明以來，學術史上出現一個十分重要而獨特的現象，就是大量地域性學統的出現。這些學統大多是宋代奠定，并沿續到明清時期。

宋以后學術界能夠建立起學術宗旨各異的地域性學統，還與這個時期興起的書院組織密切相關。書院是萌芽于唐、大成于宋的文化教育組織，它繼承了傳統私學的自由講學、發展學術的教育傳統與學術傳統，又具有制度化的特點，還吸收了佛教禪林的一些特點，故而受到了那些希望推動民間講學的儒家士大夫的特別推崇和喜愛。兩宋時期，那些希望振興儒學、重建儒學的新儒家學者們紛紛創建、主持書院、書堂、精舍、講舍、私塾等民間性的學術—教育機構。學統的構建必須有兩個條件：其一，知識創新、獨立體系的學術思想；其二，學術傳承的學者群體。而書院正是這個學術創新、學者群體的中心。這些書院、書堂的組織成為各個地域的學術中心與教育中心，這個由具有學術創新的儒家學者與承傳學術的學者群體構成的文化社群，正是經過他們的共同努力，從而建構了書院的學統，同時也建構了地域性的學統。全祖望曾經提到“南宋四大書院”，他說：“故厚齋謂岳麓、白鹿，以張宣公、朱子而盛，而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并起齊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則又南宋之四大書院也。”岳麓、白鹿、麗澤、象山是南宋時期最重要的學術中心和教育中心，由當時最負盛名的理學家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主持，并且“四家之徙”，使他們的學術得到了廣泛傳播。因此，南宋四大書院其實就是南宋四個重要學統的所在地。他們所建構的學統，不僅僅是對當時的學術思想、人才培養、地域學風產生很大的影響，對明清時期的學術傳播也產生久遠的歷史影響。這也是全祖望之所以反復講“學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