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性與本土性交匯：莫言文學道路與中國文學的變革研究”首席專家、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在全球化語境下，如何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是中國知識界和文化界長期思考的一個問題。

近年來，有一種來自國外漢學界的批評聲音，反對中國作家用講故事的方式寫小說。其立論的依據是，世界文學潮流是現代小說已經放棄了講故事，用小說講故事，既落后又缺少現代性。中國作家依然在沿用19世紀的文學方式講故事，太落伍了。這樣的批評，要害在于指責中國作家與世界文學發展潮流脫節。而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國內學界一直有一種聲音，批評莫言和許多當代作家是為了迎合西方人的價值標準而寫作，甚至是為了迎合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嗜好而寫作，放棄了民族本位的立場，脫離乃至扭曲了中國的現實。如果說，前者是指責莫言和當代作家“太中國而不世界”，那么后者就是指責他們“太世界而不中國”，雖說各自立場大為不同，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回答這些責難，需要考察作家的成長記憶和時代的風云變遷，以及如何形成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故事。

莫言在斯德哥爾摩發表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演講，題目是《講故事的人》。這是他對自己的角色定位。似乎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在這篇演講中，一口氣講了七八個故事，有的簡潔，有的蘊籍。其中關于作者母親“賣白菜”的故事、“撿麥穗”的故事，催人淚下。同時，莫言也講述了自己的文學追求和對人性的思考，即如何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這些寶貴的創作經驗，值得我們珍視和闡發。

以莫言為例，莫言出生于齊魯大地，直至21歲參軍離開家鄉，一直生活在山東高密的鄉村，一個充滿了鄉土氣息又不乏神奇性的地方。打小，莫言就從爺爺那里、從集鎮上的說書人那里，聽到很多民間故事。他有篇小說叫《草鞋窨子》，寫的是冬閑時節男人們扎堆在地窨子里打草鞋和聊天，講述自己遇到或聽來的奇聞異事。近萬字的作品，除了環境和場面的敘述、氛圍的渲染，竟然編織了11個各色各樣的故事，其中有的是生活的辛酸，有的是生活的喜劇，而更多的是精怪故事。即便是鄉村集鎮上的說書人，也能給莫言帶來傾聽和訴說的快樂。

當然，僅僅是萃集了一肚子的民間故事，也無法產生今日之莫言。成就一名優秀作家的，還有時代的饋贈、作家的穎悟、世界文學大潮的沖擊。

20世紀以來的中國，風云跌宕，世事滄桑。社會與家庭，國家與個人，都是穿越時代風風雨雨，飽經世事沉浮，有多少基于共同經驗和集體記憶的艱難坎坷。事件多、變動多，故事就多。故事和變動，又都和時代變化緊密相連，以至于當下的電視劇中有一大門類，叫做“年代劇”，而作家們則被稱作“50后”、“60后”、“70后”、“80后”——這里的年代印象不只是自然延伸，而是有著不同的歷史印記，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變遷的情感集聚。

當下的中國，雖說已進入21世紀，卻仍在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以及信息時代和后工業社會中并存交疊。歐美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現代轉型，幾至日復一日常態運行，生活同質化，信息傳媒化，太陽底下早已沒有新的故事。中國卻正在這大轉型的征途上，艱難地開辟道路、創造偉業。個人、家庭乃至整個民族都有說不盡的故事和道不完的精彩。基于民族的共同記憶和共同經驗，又分解到每一個具體的人物經歷之中。正如許多作家曾經表述過的那樣，中國的現實，遠遠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力，比文學更具有傳奇性。韓少功曾說，許多外國作家在和他們交流時，非常羨慕中國作家所擁有的豐厚的本土創作資源。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狀況一直是常規常態的，而在中國，發生了多少重大的社會變故，導致了無數人的命運浮沉，作家們有多少故事可寫啊。

與之相應的，是中國作家講述故事的方法亦豐富多彩。我很贊賞余華寫在《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話：“這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說。前一個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相當于歐洲的中世紀；后一個是現在的故事，那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更甚于今天的歐洲。一個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40年就經歷了。400年間的動蕩萬變濃縮在了40年之中，這是彌足珍貴的經歷。”要講述這“中國40年，相當于西方400年”的故事，不但是說，從文藝復興時代到后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包括19世紀經典現實主義作家的創作經驗，可以盡為我所用。而且本土的明清白話小說，“愛聽秋墳鬼唱詩”的蒲松齡的搜奇志異，以致秦腔和貓腔（茂腔）等民間戲曲的流韻（如《秦腔》和《檀香刑》），辭典和方志的編撰（如《馬橋詞典》、《十個詞匯里的中國》和《炸裂志》），都被作家們信手拈來、運用自如，寫出了當下中國的“精氣神”。

在中國故事中融入世界眼光，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也決不是所謂“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和眼光”所能詆毀的，而是莫言和中國作家展現出的最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經驗。

首先，億萬中國人民為了改變民族苦難命運而奮斗抗爭，為東方古國和中華文明的再度崛起而屢敗屢戰、越挫越勇，這本身就是人類寶貴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球性現代轉型的重要一環，極大地影響了人類歷史的進程。其次，就文學藝術而言，既有酷好新奇巨變、追蹤世事滄桑而營造曲折神奇的品性，也有潛心于人性、探索乃至拷問靈魂的本性。同時，數千年的文學長河，前后相承繼，對于人性的揭示和刻畫，在嬗變與恒定中，積淀了一些基本的命題，弘揚真善美、鞭笞假惡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底線，并不斷地鼓勵和張揚積極的精神追求和自我提升。莫言這樣說，“我有野心把高密東北鄉當作中國的縮影，我還希望通過我對故鄉的描述，讓人們聯想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這就是他寫作的制高點，高密東北鄉，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中國特色和普遍人性，是互為羽翼的。《豐乳肥臀》中的母親，她經歷的一個世紀的苦難，當然是非常本土化的，但母愛和悲憫，卻是普世性的。《生死疲勞》中，農民與共和國時代的土地關系，當然“很中國”，那神奇的六道輪回，那頑強的記憶傳承，那雖千萬人而吾往矣的堅守，卻感動了世界。《蛙》講述的計劃生育對鄉村的巨大影響，也是中國所獨有的，但是，“姑姑”的心靈困惑、“我”的精神懺悔，以及淳樸鄉村在時代轉型中出現的工業污染、生態破壞和人心不古，卻是可以跨越民族和國界得到理解的。指責莫言的作品通過展覽落后、暴露丑陋、渲染血腥變態而博得西方歡心和獎賞的言論，看似理由充足，但是，如此簡單化的批評，拒絕回眸中國曾經的落后、丑陋、暴戾、畸曲，沒能看到莫言著意于對中國農民生命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標舉與倡揚，恐怕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鐵凝祝賀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段話，非常有概括力：“他的作品始終深深扎根于鄉土，他的視野亦從來不拒‘外來’。他從我們民族百年來的命運、奮斗、苦難和悲歡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以奔放而獨異的鮮明氣韻，有力拓展了中國文學的想象空間和藝術境界。他講述的中國故事，洋溢著渾厚、悲憫的人類情懷。他的作品不僅深受國內廣大讀者的喜愛，而且就我所知，在國外也深受一大批普通讀者的喜愛。”這是研究評價莫言和中國文學現狀的一個恰切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