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貿區戰略是確保我國在國際貿易版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保障。隨著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相關戰略的調整，我國對自貿區戰略也需要不斷完善，以適應風云變幻的國際經濟形勢，堅守其中的基本原則，使之完善適合我國現階段所處的國情。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要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與多邊貿易體系相比，區域貿易安排有對象可選、進程可控的特點，可以起到以局部帶動整體的開放效果。目前，我國已經簽署了12個自由貿易協定（FTA），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總體水平不高、規模有限。因此，亟須有適合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貿易—投資—服務”一攬子自貿區戰略的頂層設計，為貿易協定的對象選定、區域布點、時間表擬定、路線圖繪制，設定標準和戰略原則。

自貿區戰略是確保我國在國際貿易版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保障。隨著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相關戰略的調整，我國對自貿區戰略也需要不斷完善，以適應風云變幻的國際經濟形勢，堅守其中的基本原則，使之完善適合我國現階段所處的國情。

第一，必須處理好現有FTA與未來FTA的關系。如何“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是否破壞現存的網絡，都是我國在完善自貿區戰略時必須考慮的問題。我國目前的基本定位是：推動各類自貿安排相互補充、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封閉。因此必須首先處理好現有FTA與未來FTA的關系。在對既有成熟自貿區整合的同時，又不排斥其他區域貿易安排。

第二，必須平衡好南北與南南FTA的比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我國對外經貿易關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自貿區戰略中也應該分門別類地加以區別。長期以來，我國與發達國家簽署的FTA，在提高我國產品和服務標準，促進我國新產品在這些國家的市場準入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而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簽署的FTA，則讓中國制造的產品、服務和投資能夠進入這些國家，并與發達國家在地緣政治領域抗衡。盡管經驗和理論都證明，南北型FTA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FTA中獲得更大的收益，但是平衡我國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協定的比重，也是地緣政治利益和地緣經濟利益的訴求所必須的。

第三，必須協調好一體化的深度與廣度。傳統的FTA以關稅減讓為主，而21世紀的區域貿易協定（RTA）則更關注知識產權、勞工標準、環境規則、政府采購、政府監管等深度一體化問題。WTO界定的RTA，包括自由貿易協定（FTA）和關稅同盟（CU）等不同形式，但到目前為止，我國簽訂的協定均為FTA形式，尚未涉及其他形式。確保區域一體化提高福利的最佳途徑，就是簽訂深度一體化協定，但是深度一體化必須在戰略層面有選擇性地進行，而且沒有任何一個適應所有情況的深度一體化模型。作為一種俱樂部形式，RTA是 “一些人自愿組成的協會，聯合生產共同的商品，分擔生產成本，分享非成員無法享受的該排外商品帶來的利益”，俱樂部成員越多，收益也就越大；同時，規模經濟和正網絡外部性也隨著成員國的增多而出現。因此，如何協調對深度與廣度的平衡，也是完善我國自貿區戰略必須考慮的問題。

第四，必須兼顧周邊與遠鄰的關系。《決定》提出，“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因此，權衡東亞和亞太地區的戰略選擇，考慮美國正在推行的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兩洋貿易戰略”，處理好近鄰和遠邦的關系，如何輻射全球，是否確保軸心國家地位等地緣因素的權衡，則是我國自貿區戰略必須考量的。

第五，必須權衡我國目前及今后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隨著全球供應鏈的徹底變革，價值增加的地方比海關實際記錄出口的地方更重要，因此，選擇貿易協定伙伴時，一定要能夠維護以致優化我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需注意“全球價值鏈集中體現在‘區域性’價值鏈貿易中”。多邊或者雙邊的貿易協定便于出口商進入不同的目標市場，就可以提高發展中國家供應商升級的靈活性。例如，亞洲已經形成一條高效的供應鏈，可以在生產成品的過程中，非常通暢地將商品從一國運往另一國，但是如果我國一直被排除在TPP之外，TPP就可能干擾亞洲的供應鏈。因此，李克強總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開幕式演講時表示，中國對TPP持開放態度。對于中國來說，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的跨越，需要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同樣需要增加價值鏈環節的分量。

第六，必須整合“貿易—投資—服務”一攬子協議。我國FTA建設現已形成兩種有效的談判模式。一種是分別簽訂貨物貿易協定、服務貿易協定和投資協議等；另外一種是直接簽訂內容全面的一攬子自由貿易協定。價值鏈的產生過程是在貿易與投資合作、貿易與服務、貿易與其他方面相互結合中產生新的價值增值。隨著現在的多邊貿易不再局限于商品，貿易擴展至服務，又與生產設備的跨境投資結合，未來是否應該更多地談判一攬子協議，也是我國自貿區戰略必須權衡的。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2BJY118）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