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社會信任的研究應該走出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社會文化背景基礎上的研究框架，而從本土的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中尋求更契合中國人信任特點的解釋視角。

中國社會信任孕育在特殊的文化環境中，因此國外學者對中國社會信任的研究呈現出矛盾的觀點。如韋伯明確指出，中國社會是一個低信任的社會，中國人彼此之間存在著普遍的不信任，而且其信任類型難以普遍化。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權威的跨國調查資料則表明，中國的社會信任水平非常高，在世界范圍內屬于高信任度國家，如由羅納德·英格哈特主持的 “世界價值觀調查”（WVS），對包括中國在內的80多個主要國家社會信任的多次調查結果表明，中國的社會信任水平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穩居世界前列。針對這一矛盾，筆者嘗試從多個維度進行解讀。

“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別

面對這種矛盾觀點，很多從事本土社會心理研究的中國學者使用 “自己人”和“外人”的區別進行解釋。一方面，人際關系在中國人的社會信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般情況下，中國人是否信任他人往往以“內外有別”作為信任與否的區分標準，基于血緣、地緣、業緣等的人往往是作為“自己人”而建構的，因而有較高的信任度，而對“外人”則表現出較低的信任度。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對于“自己人”和“外人”的界定并沒有明確的評判標準，它們之間的界限有較大的彈性和模糊性，交往空間的變化（如從鄉鎮到縣城）使得“自己人”和“家人”或“內群體”和“外群體”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相互轉化的可能性。此外，中國人可以通過 “拜把子”、“認干親”、“套近乎”、“做人情”等擬親化的方式使“外人”轉變為“自己人”。就此意義而言，中國人對“自己人”或“內群體”中的人并非絕對地、無條件地信任，對“外人”或“外群體”中的人也并非絕對地、永遠地不信任。因而，不能簡單地說中國是低信任度社會或高信任度社會。

信任半徑和信任強度的不同

事實上，在國內學者運用“自己人”和“外人”的關系視角對中國的社會信任現狀進行解釋之前，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提出的不同關系性質的交往對象也有助于解釋這種矛盾。他指出，信任問題的研究不僅要關注信任水平，也應關注信任的范圍（即信任半徑）。信任水平指的是合作強度，信任半徑指的是人們愿意與之合作的對象的范圍。信任半徑決定了信任圈的寬度，信任水平決定了在這個圈子里個體對他人的信任強度。之后，簡·德爾希、肯尼斯·牛頓和克里斯丁·韋爾策爾在一項關于信任的跨文化研究中首次對信任水平和信任半徑進行了測量，他們通過對內群體和外群體交往對象的區分，計算出了不同國家信任半徑和信任強度的具體數值，并據此對51個國家的社會信任進行了跨文化比較。就中國的社會信任狀況而言，屬于信任半徑很低但信任強度很高的國家，也就是說，從信任強度或水平來說是高度信任，而從信任半徑來說是低度信任。

信任測量方法有效性的考察

信任測量方法的有效性，是造成中國信任之謎的重要原因。信任半徑概念的提出及測量為解釋社會信任的跨文化差別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德爾希等人在內的絕大多數學者在計算信任半徑和信任水平時使用標準信任問題，這也是國際權威社會調查在衡量社會信任時最常用的指標：“總體而言，你覺得絕大多數人可信嗎？還是說你在與之交往的過程中需要小心謹慎？”這些標準信任問題固然有其簡潔、規范、易懂的優勢，但其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最大的批評來自于對“絕大多數人”這一范疇本身的理解。由于社會、歷史和文化等的差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被調查者眼中的“絕大多數人”有不同的指向。有些人可能認為“大部分人”僅指親戚朋友，有些人會想到鄰居、同學、同事等，而有些人則會聯想到諸如出租車司機、商場售貨員、路人等陌生人。由于對“大多數人”這一信任對象的考察缺乏情景性和明確界定，跨文化信任評價缺乏可比性。筆者最新的研究證實了以上情況：中國人所理解的“絕大多數人”與熟人（如鄰居、朋友）有較高的相關，而大多數歐美國家（包括信任度非常高的挪威和瑞典、信任度非常低的意大利等）居民所理解的“絕大多數人”與陌生人有更高的關聯。這表明，國際上廣泛使用的標準信任問題測量得到的社會信任結果，在歐美國家中更多指的是對陌生人的信任，而在中國更傾向于是對熟人的信任。由此來看，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中國社會是高信任度社會或低信任度社會。

從中國本土社會文化脈絡中尋找答案

前已述及，之所以產生中國社會信任迷局，除了中國社會信任本身的復雜性之外，社會信任的概念界定及其測量偏差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因而需要重新反思已有社會信任概念測量的有效性問題，至少要保證所界定的概念和所測量的概念保持一致，這樣才有可能做跨國的比較。但這僅僅是解答“中國社會信任之謎”的必要條件，而要從根本上解讀中國社會信任的迷局，必須從社會信任產生的文化土壤中尋找答案，也就是必須回歸中國本土社會文化脈絡。

首先，與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人通過個人的德行或品質來建立信任不同，更強調集體主義和相互依賴的中國人比較依賴于關系或關系網絡來建立信任，對于中國人而言，基于血緣、地緣等關系網絡中的人之間是一種放心關系，而不是質疑或懷疑。而一旦出現信或不信的問題，就產生了信任的模糊地帶，致使很多研究者往往將這一地帶當作低信任來定義，這或許就是韋伯和福山等人將中國社會歸為低信任度社會的主要原因。

其次，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人性和個人現實行動邏輯的假設表現出較強的名實分離的傾向。一方面，性本善是儒家最重要的人性假設，也是判斷中國人道德水準的基本規范；另一方面，對于強調情境主義的中國人而言，信任他人并不是絕對不變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差序性特點決定了個體需要在不同的情境和現實中做出信任與否的靈活選擇。

因此，對中國社會信任的研究應該走出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社會文化背景基礎上的研究框架，而從本土的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中尋求更契合中國人信任特點的解釋視角。如此，無論是關于社會信任的測量方法問題，還是信任度或高或低的研究結果問題，都可以得到較好的解決，“中國社會信任”也就不再成為迷局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 “我國社會信用制度研究 ”(09&ZD05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