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聲遠作 資料圖片

　　在內外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背景下，13億人的潛在消費需求是我國經濟增長最突出的優勢：13億人潛在消費需求釋放的規模與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增長的空間和速度；13億人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潛力的釋放，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產業、城鄉、社會等結構調整的動力；13億人消費結構升級的方向和消費需求釋放，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有效投資需求的規模和投資轉型的方向；釋放13億人的潛在消費需求，既是我國增長、轉型和改革的巨大挑戰，又是決定增長、轉型和改革的關鍵所在。因此，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推進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轉變，成為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

　　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是增長新的內生動力

　　消費的本質需求是服務。我國進入消費新時代，現代服務需求取代傳統物質需求成為消費需求升級的大趨勢，由此帶動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最大產業和吸納就業的主體產業，為經濟轉型注入了持續動力。經過36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我國已成功跨越了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主要特征的生存型階段，進入到以解決人的自身發展為重要特征的發展型新階段，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發展型消費需求逐步取代生存型消費需求成為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主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沿著“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費品—服務消費品”的次序不斷升級，使得服務消費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傳統的物質消費。例如，1985-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年均增長12.62%，其中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娛樂這三大類支出的年均增速為16.69%，超過人均消費性支出增速4個百分點以上。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費支出年均增長11.44%，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娛樂這三項支出年均增速為16.59%，超出人均生活性消費支出增速5個百分點。不僅如此，消費需求的滿足也更加依賴專業化、便捷化、特色化甚至體驗化的服務供給。主要的特點是：第一，消費升級與服務升級直接融合，沒有服務的升級，很難有消費本身的升級；第二，技術升級與服務需求直接融合，技術升級如果不能反映服務需求變化就很難有市場前景；第三，企業競爭力與服務質量直接融合，一個企業的競爭力主要取決于服務環節能否精細化、專業化。

　　從國際經驗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有兩大因素將促使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主導產業：一是發展型消費需求越來越有賴于生活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由此帶動生活性服務業比例的快速提高；二是傳統農業和工業生產方式的改造和升級更有賴于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由此帶動生產性服務業比例的快速提高。我國已進入消費新時代，緊緊把握消費需求升級的大趨勢，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才能抓住發展新階段的新機遇，釋放新動力，從而贏得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主動權。

　　確立服務業主導地位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基本方向

　　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僅在于它是經濟發展的目的，還在于它能夠引領和推動經濟結構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轉型，從而成為穩增長、調結構的原動力。第一，穩增長主要在于通過加大服務業領域的投資，確保消費與投資兩旺的勢頭，抵銷出口持續下降可能導致的增長快速下滑；第二，調結構主要在于通過加大服務業領域的投資，實質性提高投資效益和經濟運行質量；第三，惠民生主要在于通過擴大服務業領域的投資，使經濟增長能夠體現在城鄉居民最急需的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業供給水平的提高上；第四，防風險主要在于通過加大服務業領域的投資，使經濟增長擺脫對房地產和傳統工業投資的過度依賴，使經濟沿著更加均衡、健康的方向發展。

　　當前，經濟轉型的主要矛盾在于投資消費失衡，而投資消費失衡又主要表現在服務業領域的投資不足。例如，在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出現明顯過剩的情況下，2010年和2011年，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兩項合計的比重分別高達54.7%和59.1%。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這三大類服務消費需求增長在2005-2010年分別超過15%和32%，但這三大領域的投資比重卻長期徘徊在4%左右。無論是經濟增長難以反映民生需求，還是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風險，都與投資結構與消費升級的結構不匹配直接相關。在投資與消費需求升級結構不匹配的條件下，投資收益率持續下降、經濟運行系統性風險增大是難以避免的。

　　盡管2013年我國服務業占比達到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但這一比例不僅低于高收入國家（平均值為68%）、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值為60.4%），而且低于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平均值為53.5%）。國家“十二五”規劃要求，5年內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提高4個百分點，到2015年達到47.2%。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15年服務業占GDP的比例將會達到50%左右，超過原定目標3個百分點左右。考慮到服務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以及經濟轉型的現實需求，建議在“十三五”規劃中適度調高服務業的發展目標，將其占比提高5-8個百分點，爭取2020年占GDP的比例達到60%左右。

　　加強發展服務業取決于市場開放與制度創新的程度

　　我國服務業供給瓶頸問題突出，難以滿足社會需求，主要不在于國內資本短缺，重要的在于服務業市場開放滯后。我國工業部門80%以上是制造業，市場化程度比較高，而服務業的行政壟斷特點仍然突出，市場開放程度較低。教育、醫療、文化、養老、金融、運輸等眾多服務部門的市場準入在現實中仍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行政管制，難以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提高供給能力、供給質量和供給效率。大力發展服務業，關鍵在于打破行政壟斷與管制，激發社會資本的活力，實現服務業對社會資本全面放開。隨著服務消費需求越來越個性化、差異化，服務業發展更有賴于發揮社會資本對市場需求反應靈敏的獨特優勢。這就需要抓緊出臺加快服務業向社會資本開放的實施細則，在銀行、證券、保險、電信、郵政快遞等行業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實質性打破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對社會資本的投資限制；加快公共資源領域對社會資本放開；盡快在石油、電力、鐵路、金融等壟斷行業推出一批向社會資本開放的重大項目，實現非公經濟參與國企改革的新突破。

　　由于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滯后于工業，這一領域更難以利用外資帶來的技術優勢擴大有效供給，導致國內許多服務消費需求比如教育、文化等外流的矛盾比較突出。這就需要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為重點，積極推動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和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建議實質性減少負面清單內容，凡國家法律法規未明令禁入的服務業領域，加快向外資開放；把教育、醫療、金融和文化娛樂作為加快服務業開放的重點；加快擴大雙邊和區域服務貿易協定；加快拓展與新興經濟體在金融、信息、物流等領域的開放合作。

　　應加快服務業領域的政策體制創新。尤為重要的是放開服務價格，在更多領域、更大范圍實現服務價格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在確保政府承擔基本公共服務最終責任的同時，放開非基本的公共服務市場；將政府定價的范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設施、公益性服務和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為重點創新公共服務體制，加快事業機構去行政化改革，調動市場、社會組織的力量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在加快完成服務業領域營改增改革的同時，改變服務業用地價格高于工業用地的狀況。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2AZD029〕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