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點、難點與路徑研究”首席專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與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和內外環境要復雜得多，這需要找準中國經濟從“結構失衡的增長”轉向“結構協調的增長”所需的新的增長機制，實現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由要素投入驅動轉向效率驅動，走高效工業化與高效城市化道路。

“結構失衡的增長”是經濟趕超的必然結果。目前我國經濟結構最突出的失衡是消費、投資與出口結構的失衡。當一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某一種動力時，經濟結構就會嚴重失衡。我國的經濟增長長期過度依賴出口與政府投資，居民消費一直無法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這種格局導致了產業結構的失衡。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工業化與城市化又嚴重依賴于土地的征用，地方政府壟斷了城市土地供應市場。這一連串的“多米諾骨牌”不僅導致土地等資源要素價格扭曲，而且造成了“中小城市蓬勃發展”且又以制造業為主的扁平化城市體系。這種局面既加劇了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又不利于空間效率提升和區域協調發展。

結構失衡累積的矛盾隨著經濟規模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帶來的規模報酬開始遞減而越來越難以解決，并為經濟結構調整造成了增長機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徑依賴，即“結構協調的增長”離不開原來增長機制的支撐。因此，經濟結構調整的難點就在于，需要找到脫胎于“結構失衡的增長”中某個增長機制并使其在“結構協調的增長”中成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斷依據就是效率導向。無論是從經濟趕超成功與經濟轉型順利國家的經驗來看，還是從現代經濟增長與結構演變的規律來看，工業化尤其是出口戰略主導下的工業化是實現經濟趕超的關鍵途徑，但也是造成經濟結構失衡的決定性因素。工業化的推進是經濟結構調整中無法避開的問題，解決難題的關鍵在于走高效工業化道路。同樣，城市化既是經濟趕超時期的驅動力，又是導致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城市化不僅是脫胎于“結構失衡的增長”中的增長機制，而且是能成為“結構協調的增長”中的新路徑，但前提是走高效城市化道路，即從扁平式城市體系向相對集中式城市體系轉變。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要素市場效率驅動。成功的經濟結構轉型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是基于經濟開放背景下的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在長期內是不可持續的；依靠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通過提高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的工業化才是可持續的、高效的。高效工業化道路不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更要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優化。這種優化的前提條件就是市場機制的充分發揮，尤其是市場制度的創新，而不是簡單地從勞動與資本要素驅動轉向創新要素驅動。要素驅動模式若忽視了要素市場的培育，那必將導致要素價格的扭曲。

沒有哪個現代國家的工業化是在封閉條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場進行配置，這意味著中國的高效工業化總是以經濟開放為背景。開放是獲取新知識、促進技術進步的有力手段，但此種獲取方式取決于一國甚至一個行業內企業間的各種差異，尤其是技能勞動需求與供給、技術吸收能力和要素報酬差距。顯然，當前市場機制與市場制度創新所面臨的內外環境相當復雜。例如，中國若過分地依賴外資和追求新企業的引進，忽視本地企業的“干中學”，將導致經濟增長質量下降。高效工業化還需要在技術進步方向的選擇和減少環境污染中尋找經濟結構轉型的新途徑。技術進步方向選擇會影響資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資本密集型部門比例卻可能誘發不利于減少污染排放的經濟結構變化。解決這些復雜問題，取決于效率取向的市場制度創新。

空間效率驅動。城市化的空間集聚與規模經濟效應推動著技術創新、服務經濟以及消費水平的提高。從理論上講，城市化率和投資率呈倒U形關系，城市化率和消費率呈U形趨勢；隨著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經濟結構將由投資拉動演變為消費拉動，這個轉折點通常認為在城市化率為67%左右達到。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率剛超過50%，正處于依靠城市化進程推動結構調整的黃金時期，但與經濟趕超時期投入導向的城市化不同，與“結構協調的增長”相適應的是效率導向的城市化。

土地稀缺和規模經濟決定了中國城市體系須選擇相對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體系。相對集中式城市體系不僅在非農用地、單位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擁有規模經濟優勢，而且是解決經濟增長中內需不足、利益分享不公平、空間效率不高等經濟隱患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相對集中式城市化將促進政府對衛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務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帶動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相對集中式城市化能實現規模經濟效應，提高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