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圖女學修身教科書》 書影

　　女學報

　　內憂外患頻仍的晚清，救國強國成為時代主題，官僚政客、仁人志士乃至來華西人，紛紛圍繞這一主題發表了種種見仁見智的方法和觀點。這一時期也是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逐漸走向高漲的階段。于是就出現了一個頗值得關注的現象，人們似乎總喜歡將中西方女子地位、女俗、女學之間的差距以及對女子問題的關注與救國強國聯系起來。如袁世凱在《直督袁慰帥勸不纏足文》中說：“今東西學者論強國之道，輒推原于女子教育。”1903年美國舊金山的華裔女子成立“中國女維新會”，亦宣稱：“我本國腐敗之近情，與其貧苦之現狀，皆由習俗相沿，不重女子教育之故”。時人范祎在《萬國公報》撰文疾呼：“而欲求文化之興，風俗之改良，社會之有進步，國不凌夷衰敗者，未之有也。又況以種類言，則婢妾之女子，其遺傳與熏陶安往而不足以養成奴隸之男子哉？”

　　“最近奮激之現象，為前古所無者，莫如女界”，晚清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有目共睹。傳教士林樂知創辦了中西女塾，康有為建立了“不纏足會”，一些知識婦女創辦了《女學報》并成立了婦女社團組織——中國女學會等。1898年8月，光緒帝下詔，嚴禁婦女裹足。不纏足運動蓬勃發展，高潮時有三十萬民眾參加，還出現了激進男子爭娶不纏足女的現象。1907年清廷首次正式頒布我國女學章程，即《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及《學部奏定女子師范學堂章程》，正式承認女子學堂合法化。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各方關于廢纏足、興女學等解放婦女的呼吁此起彼伏就很好理解了，但值得探討的是當時有關婦女解放的言論多由救國議題引發、多和國家落后相聯系，似乎人們習慣將中國男子的羸弱和守舊與女俗聯系在一起，進而揭示國破家亡的根結，帶有一種明顯的邏輯簡化特征。比如《萬國公報》和較早譯介近代婦女解放思想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關于婦女與救國議題的文章，論證上都具有選擇性操作的痕跡，表現出邏輯簡化的特征。如“女為家之本，女子無學則男子不能得治家之內助。女為蒙養之基，其母無學，則其子女不能得其母訓之大益”。又如關于女子纏足與國家貧弱的關系，論證思路無外乎“身體羸弱，分娩時多有不測之虞，且誕后乳食不豐，又安翼有壯盛佳子”，或“纏其足必累其腦，兩足纖削。終身不越閨門，亦何能仰視俯察，遠矚高矚……則一切世故皆懵懂無聞，婦女之知識每多淺陋”，因此在物質和精神層面均對家、國產生消極影響，這是晚清華人、西士反對纏足時普遍使用的議論模式——建立纏足與救國之間的因果邏輯關系：“蓋求異日之男子軀體強偉、智能發達，必先求今日之女子軀體強偉、智能發達也。”“幼學荒廢，嗣續式微，其于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系者。”（《直督袁慰帥勸不纏足文》）

　　晚清婦女解放言論中的這種邏輯簡化特征還表現在對中西女性文化的直觀對比上。如在林樂知筆下，西學、西方女俗、歐美國家是文明進化的代表，而儒教、中國女俗、中國則是落后停滯的形象，并因此得出“以各國女人之地位，與其看待女人之法，為比較教化優劣之定格”的結論。西方女俗與中國女俗也是全面的優劣之分，“吾華之不逮西人之處固不一而足”，“嗚呼，女子亦何不幸而生我支那之世界耶？”很明顯，這些言論抹殺了中西之間的共性以及互有優劣等復雜情形，如西方女俗也有受夫權的壓制并與其抗爭的歷史和現實；又如，中西女俗內部均有不同的類別和差異等等。

　　為什么晚清華人、西士刻意強調女子解放與救國興國之間的聯系，甚至將女俗方面的問題當成中國貧弱的根本原因？時人從救國出發，將“中國女子”這個弱勢群體作為改革的對象，強調婦女解放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實際上通過建立起婦女解放與救國強國之間的聯系從而將改革的對象指向了女人的對立面——男人，具體而言，是男人隊伍中改革派的對立面——頑固守舊派。同樣，雖然改革的靶子明指女俗，但實則是指向與風俗相對而論的政體。因為男女、君臣、風俗、政體是彼此連帶、你中有我的關系，攻擊了三綱五常中的“夫為妻綱”，也就挑戰了“君為臣綱”，質疑了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儒家倫理綱常、等級制度，進而動搖封建帝制專制統治的禮教基礎。如范祎的《論中國薄待婦女之制度》揭示了專制和愚民在家和國兩個層面上的相通相似之處：“古之圣人，皆以家族專制主義推而至于朝廷。”“國政何以必愚民，民日愚則為君上者易于壓制其下，家政何以必愚其婦女，婦女日愚，則為男子者易于壓制其妻，洋洋三千年之歷史，無非此二事之組織而已。”林樂知稱：“是以中國之現狀，一曰貧一曰弱，貧與弱，不在于國，而在于人，人惟其貧，人人不求自主，則奴隸牛馬于他族，而不以為恥也……無法律思想，無道德思想，無合群思想，無進步思想，蓋古人之所種于女子者，其果適結于男子，而四百兆不足去矣。”

　　當然傳教士宣揚女俗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帶有以此促進傳教之目的，當時對基督教在華傳播的阻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儒教傳統和社會風俗，改革女俗、解放婦女成為他們向儒家倫理和社會風俗發起不直接交鋒但具有顛覆性進攻的有力武器。傳教士花之安批判：“諸般暴虐女人之惡習，亦皆為儒書所準行也，此可一言以括之曰，儒書除五倫五常之外，無一可以對人而無愧矣。”傳教士林樂知稱：“儒教以三從之義，束縛女人，使之不得自由，不得平等，今欲設法釋放女人，而仍守儒教之道，雖在愚無知之流，亦知其必不能矣。”這些言論容易贏得廣大婦女皈依基督教，建立起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優勢地位。

　　由此，看似改革的是牽連不大的弱勢群體和民間風俗，實則是難度較大的強勢群體和牽連較多的“三綱五常”的儒教和君主專制，這樣暗渡陳倉一方面具有隱蔽性，另一方面又不失宣傳力和作用力，宣傳的矛頭直指舊勢力和保守觀念。救國興國議題下，對中國男子的改造本該更迫切、與救國更貼近，但將中西女子對比得出中國女性全面落后并導致國家衰敗的結論，可以規避將中西男子、中西政治直接對比。畢竟，在“華女落后于西方”這一點上認輸和歸罪，比天朝上國的儒士落后于西方男子更易被接受。這也從側面證明了為何晚清救國呼聲下的女權運動大多是由男子提出來的，爭權的主體不是處于弱勢的女子，而是享有權利優勢的男子，而且當時提出的男女平等也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男女地位一致，而是女子自身地位相對上升，向男子地位靠近的“男女平等”，形成游離于西方女性與中國傳統女性之間的女性形象。

　　（作者單位：北京交通大學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學翻譯與晚清‘救國良策’的探索”〔11CYY006〕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