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現代新儒學與船山學”負責人、湘潭大學副教授

王夫之（1619年—1692年），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書立說，故世稱其為“船山先生”。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自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后半期以來，以船山生平和思想為研究對象的船山學研究已成為中國哲學思想史中的重要內容。當代中國最主要的學術派別對船山思想都極為關注，并以各自的學術立場為基點，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積極的研究，這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和現代新儒學等思想派別。

現代新儒家在應對危機和思想重建的過程中，從整體上體現出對船山思想的普遍關注。由于新儒學本身就有心學和理學之分，直承宋明儒學而來的現代新儒學自然有接著朱子講的“新理學”和尊陸王的“新心學”的分野。加之各人的學術專長等個人特點不一，他們的船山學研究往往有諸多差別。總體而言，以熊十力及其弟子為代表的心學一派比以馮友蘭、錢穆等為代表的理學一派顯示出更強的生命力和更大的影響力。

現代新儒學的船山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一是船山即氣言體、乾坤并建的哲學思想。船山即氣言體、乾坤并建的宇宙本體論，從其思想淵源來看，是對大易思想的發(fā)揮。林安梧將《易經》和《春秋》看作是船山學的主調，可見船山思想受《易經》影響之深。同時又是對橫渠思想的直接繼承，此外當然還包含有對濂溪、伊川、朱子諸儒思想的吸收。現代新儒家對船山哲學思想的詮釋和吸收，主要圍繞天道論、人性論和人道論三方面來論述。熊十力以尊生、崇實、主動、率性以一情欲等四大基本觀念綜論船山的哲學思想，并對此四大觀念表示贊同，但認為船山的乾坤并建說有二元論的傾向。錢穆、唐君毅、曾昭旭等都對船山哲學思想作了整體梳理。二是船山的人文歷史學說。賀麟、牟宗三等尤其注重闡釋船山的歷史哲學思想。這集中體現在他們對華夷之辨、歷史哲學與文化意識等核心問題的詮釋，凸顯了現代新儒家群體對船山文化意識的繼承和弘揚。

現代新儒家對船山思想的這兩大關注點，正是船山思想的核心所在。前者體現的是船山不同于朱子和陽明的獨特宇宙本體論進路，后者凸顯的是船山重器、重形色、重客觀歷史性的歷史哲學。從即氣言體、乾坤并建的宇宙本體論到重器、重形色的歷史哲學，貫穿船山即體即用、體用一致的思想方法。以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學心學一派一方面對船山過于重氣，主乾坤并建表示不滿，在心性論上仍以陽明朱子為主旨；同時又對船山此類思想在歷史文化領域的開展贊賞有加。現代新儒家在構建自己的哲學思想時試圖揚“長”避“短”，不難看出他們在尋求新的發(fā)展、擺脫尷尬困境中的這一良苦用心。

現代新儒家的船山學研究，從熊十力對船山大易原始形上思想的注重，到牟宗三對其歷史文化和價值世界的重視，再到林安梧強調回歸實存道德主體和生活世界的人性史哲學，這個邏輯發(fā)展體現了這樣一個發(fā)展趨勢：現代新儒家越來越重視船山在堅持實存道德主體前提下凸顯歷史文化、歷史社會總體和生活世界價值的思想。而這正是船山思想最有價值、最具特色之所在。隨著船山學學者們共同關注點的日益交合和加深，他們的船山學研究越來越接近船山思想的這一本來面貌。同時，這樣一個過程，是伴隨著現代新儒學自身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由此我們得到啟示，在現代社會，儒學如何適應和發(fā)揚自身的合理思想資源，是其繼續(xù)存在和發(fā)展的關鍵。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如何由內圣開出真正的外王。而正是在現代新儒家尋求真正的儒家外王之路上，學者們重新發(fā)現了船山思想的價值和意義。因此，也可以說，重新回到船山，回到船山那里尋找思想資源，或許能成為今后現代新儒學發(fā)展的一個積極取向。

需要強調的是，在探尋現代新儒家與船山思想的內在聯(lián)系時，不可忽視大體與之同時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船山學研究。從侯外廬與熊十力開始，馬克思主義者與現代新儒家的船山學研究之間的交流互動就一直存在（特殊歷史時期除外）。馬克思主義學派是20世紀極為重視船山學研究的另一個主要思想派別。二者雖然在基本的理論方法上有根本分歧，但他們的船山學研究仍有不少共同點，這些共同點隱含著彼此進行深入對話的可能性。在現代新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溝通之中，船山思想或許能起到一個重要的橋梁作用，這也決定了船山學在現代新儒學的未來發(fā)展中有可能占據一個重要位置。以船山學為中介，現代新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若能實現深入對話，這對現代新儒學以及當今的文化建設發(fā)展都將起到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