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韓國的朱子學者雖然生活語言不通，文化傳統有別，但共同使用漢字和學術語言，以漢文儒學典籍為經典；他們不僅和經典文本與古人進行交流，也產生了相互之間的交流。

朱子即朱熹（1130—1200），我國南宋著名哲學家、理學大師，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學說體系在古代被稱為朱學，近代學術亦稱之為朱子學。在歷史上，以理性本體、理性人性、理性方法為基點的朱子哲學不僅是12世紀以后中國的主流思想，還曾廣泛傳及東亞地區，對朝鮮半島以及日本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至朱子學傳入朝鮮半島始，經朝鮮李氏王朝的發展，在16世紀后半期達到興盛，到19世紀朱子學已成為朝鮮半島的主流學術，居于正統地位。在韓國歷史上的朱子學多被稱為性理學，同時朱子學促成了朝鮮朝時代的學術繁榮，也形成了韓國性理學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論發展。

朝鮮朝時代朱子學的貢獻

總的說來，朝鮮朝時代的朱子學家，如李退溪、李栗谷，對朱子有深刻的理解，對朱子哲學的某些矛盾有深入的認識，并提出了進一步解決的積極方法，揭示出某些在朱子哲學中隱含的、未得到充分發展的邏輯環節。

比較起來，朝鮮朝性理學討論的“四七”問題，在中國理學中雖有涉及，但始終未以“四端”和“七情”對舉以成為討論課題，未深入揭示朱子性情說中的矛盾之處。在這一點上，朝鮮朝時代的性理學有很大的貢獻。朝鮮朝時代的朱子學的“四七之辯”看到了朱子哲學中尚未解決的問題而力求在朱子學內部加以解決。“四七之辯”等朱子學的討論顯示出，朝鮮朝的朱子學家對朱子哲學的理解相當深入，在某些問題和方面有所發展，在這些方面思考的深度都超過了同時代明代的朱子學。同時，16世紀的朝鮮半島的朱子學對明代正德、嘉靖時期的陽明心學以及羅欽順的理學思想，皆從正統的朱子學立場上作出了積極回應和明確批判，在這方面也超過了明代同時期的朱子學。

這顯示出，只有把朱子學研究的視野擴大到東亞，才能看到朱子學與陽明學的深度對話。如果說在明代的學術思想中看不到朱子學的內部批評 （如對于羅欽順的批評），看不到朱子學對陽明學的同時代的深度理論回應，那么這些都可以在朝鮮朝的朱子學里找到。韓國朱子學的討論表明，新儒學即性理學的討論空間在中國和韓國之間已經連成一體，成為共享共通的學術文化。可見研究朱子學、陽明學及其回應與互動，必須把中國和韓國的性理學綜合地、比較地加以研究。

東亞朱子學中心的移動

在歷史上，與政治的東亞不同，從東亞文化圈的觀點來看，朱子學及其重心有一個東移的過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學在中國再未出現有生命力的哲學家，雖然朱子學從明代到清代仍然維持著正統學術地位，但作為有生命力的哲學形態在中國已經日趨沒落。

與中國明代中后期心學盛行剛好對應，16世紀中期朱子學在朝鮮半島獲得了發展活力，達到了相當的深度，朱子學的學者群體也具有了相當的規模。這一方面表明了朝鮮性理學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學的重心已經移到朝鮮半島而獲得了新的發展、新的生命，為此后在東亞的進一步擴大準備了基礎和條件。如果說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現標志著朱子學的中心在16世紀已經轉移到朝鮮半島，此后，當17世紀以后朝鮮后期實學興起，朱子學的重心則進一步東移，朱子學在整個東亞實現了完全的覆蓋，成為近世東亞文明共同分享的學術傳統，成為東亞文明的共同體現。

因此，雖然朱子是東亞朱子學的根源，但中國朱子學與韓國朱子學，不是單一的根源與受容的關系，朱子學文化的中心在東亞的視野下是可以移動的。沒有東亞的視野，就不能了解朱子學中心的轉移和變動。

東亞朱子學的普遍性

近世以來，東亞各國朱子學使用共同的學術概念，具有共同的問題意識，認同共同的學術淵源，共同構成了這一時代的理學思想、討論、話語。中國和韓國的朱子學者雖然生活語言不通，文化傳統有別，但共同使用漢字和學術語言，以漢文儒學典籍為經典；他們不僅和經典文本與古人進行交流，也產生了相互之間的交流。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積極地發展了理學的思考，為東亞地區的朱子學普遍性體系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用“一體和多元”來觀察東亞朱子學的橫向面貌，目前較為大家所接受，就是說東亞朱子學在體系上內在的是一體的，而中國朱子學、韓國朱子學等不同國家地區的朱子學又有自己關注的問題，形成朱子學的多元面貌。另外也可以看出，16世紀的朝鮮半島朱子學與12世紀以后的中國朱子學相比，在理學的話語、概念、問題意識方面，哲學的普遍性討論是主體，而附加其上的具體性、脈絡性、地域性的因素是次要的。如不能說“四七”的討論及其出現是朝鮮朝特定社會政治的特殊性造成的，“四七”的討論更多地是朱子學內在、深入的探究使然。強調脈絡性，則把“四七”的討論看成朝鮮朝政治社會的因素的直接結果。而強調普遍性，才能確認“四七”的討論是更深層次的朱子學討論，才能認識朝鮮朱子學的理論造詣和成就。朱子學以其普遍性的義理吸引了東亞各個地區的學者，為這些地區的士人提供了理論思考的框架和工具，提供了價值、道德、倫理和世界觀、宇宙觀的基礎，成為這一地區共通的學術文化，這在中國和韓國最為明顯。

當我們把文化的視野擴大，超出一個國家的邊界來看，理學不僅是11世紀以后中國的思想體系，而且是前近代東亞各國占主導地位或有重要影響的思想體系。因而，說理學是近世東亞文明的共同體現、共同成就、共同傳統，是不算夸張的。只有把東亞各國朱子學的貢獻都展示出來，才能把朱子學理學體系的所有邏輯環節和思想發展的可能性都盡可能地揭示出來，才能把理學和東亞不同地域文化相結合所形成的各種特色呈現出來。不綜合地研究中國和韓國的朱子學，就不可能了解朱子學體系包含的全部邏輯發展的可能性，不可能了解朱子學思想體系被挑戰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學多元發展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確認朱子學在各個時期的發展水平，從而全面了解朱子學。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儒學史·宋元卷”主持人、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