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意思是說，文章影響久遠、關系重大，而寫得好與不好作者是心知肚明的。文章寫得好與不好，既取決于文章的思想內容，也與其文風有莫大的關系。“文章”的“章”字從“音”從“十”，從音樂會意而來的“文章”一詞原本就有文風方面的規定性。只有讀來如音樂般清新悅耳、優美動聽的文字，方配得上“文章”二字。

　　文風看似事小，實則是一個人的精神徽章。徽章是佩戴于身上的人的身份、職業等的標志，而作為人的精神徽章，文風則是為文者的心性、人品、精神風貌、思維方式乃至人生觀、價值觀的綜合表征。魯迅的文章語言犀利，用詞典雅，字句凝練，長于辯理，尖刻而不失幽默，嬉怒哀罵中透著詼諧和風趣，被人形容為“如鐵筆畫在巖壁上，生硬以外，還夾著絲絲尖厲的聲音，使人牙根發酸，或頭頂發火”，反映了魯迅本人的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毛澤東的文章氣勢磅礴，說理深入淺出，語言生動活潑，用典妙趣橫生，充滿辛辣的諷刺和輕松的幽默，是通俗與典雅、樸實與浪漫的完美結合，展現了一代偉人的胸襟、氣魄和獨特個性。正因如此，所以人們常說“文如其人”、“閱其文，乃知其人”。

　　文風不僅是為文者個人精神世界的生動寫照，而且與社會風氣聯系緊密，甚至與國運興衰息息相關。從歷史上看，大凡國運上升時期，文風一般都表現出清新質樸、剛毅穩健的特點；而每當統治者窮奢極欲、腐化墮落之際，文風也往往沾染淫巧侈麗、浮華輕艷的習氣。法國思想家盧梭曾經說過：“倘若某個國家的風尚變得躁動，并墮落為享樂，那就意味著言辭很快會沾上這種優柔寡斷、娘娘腔的習氣。”對此，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政治家和思想家也都有深刻認識。唐宋時期轟轟烈烈的古文運動和20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都既是文風改革運動，也是力圖通過革除文風積弊而提振國運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把文風與學風、黨風并提。他在討伐“黨八股”時，給它列了八大罪狀，說它到處害人、流毒全黨、禍國殃民。

　　環顧時下中國學界，文風問題實不宜樂觀。一方面，用漢字寫洋文幾成一種時尚。有些人著書撰文，總喜歡模仿西方學者的話語體系和言說方式，這其實是魯迅先生早已批判過的那種洋八股。這類用漢字寫的洋文，就好比是中國人的廚房里烹制出來的西餐，它們難以成為中國人的可口食品，更不可能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另一方面，故弄玄虛、故作高深、刻意生造概念和詰屈聱牙的語詞的也大有人在。有人把今日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稱為“詞藻的盛宴”和“概念的競技場”，它所體現出來的實際上是一種以艱深文淺陋、以華麗飾虛假、以奇僻之字蓋思想平庸的不良文風。今日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要完成自己肩負的使命，要服務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革除這些文風積弊，就必須自覺養成清新、質樸的文風。

　　（作者汪信硯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李達全集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武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