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對中國日語學習者偏誤的認知語言學研究”負責人、杭州師范大學教授

用認知語言學理論對中國日語學習者偏誤進行研究，是一種類似“轉基因”性的嘗試，它采用全新的手段方法，試圖生產出與原基因產品一樣，能夠滿足消費者需要，并能更好“抵制病蟲害”的新產品。

以認知語言學研究日語偏誤的必要性

第二語言學習與第一語言習得的最大不同點在于過程的不同。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學習者一般是通過習得第一語言的經驗來進行。該過程其實就是隱喻的實現過程。

第二語言學習研究史上有兩個重要階段，即對比分析和偏誤分析。對比分析基于學習者母語與目標語一致之處就易學、不同之處就難學的觀點，通過對比找出兩種語言的不同之處并對學習者偏誤做出預測。對比研究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發(fā)現二語學習者的很多錯誤其實與母語（一語）無關，由此人們把目光轉向學習者的錯誤，偏誤分析應運而生。偏誤分析主要是將學習者錯誤收集起來，從語言結構角度進行歸納分析，找出原因，這對二語獲得過程的了解，對中介語的研究都有積極作用。

偏誤分析盛行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如何為偏誤研究注入新的能量成為當前的研究課題。導入新的理論和方法對學習者偏誤進行全新視角的分析研究是一條可行之路。于是，新興理論認知語言學的諸多長處進入研究者視線。認知語言學更長于解釋性的特點決定了它在偏誤研究上的價值和必要。

在上述背景下，“對中國日語學習者偏誤的認知語言學研究”的研究進路為：從中國日語學習者實際發(fā)生的偏誤切入，在分析過程中引入對比研究；從傳統(tǒng)語言結構角度轉為從認知語言學角度對偏誤進行審視分析。從偏誤分析入手，其“副產品”還可揭示日漢兩語言的異同和背后的本質。

以認知語言學研究日語偏誤的可行性

首先，在理論層面，Lakoff所說認知語言學的兩個共識及其定義可作為支撐。概括性共識是描述能夠解釋人類語言方方面面普遍原則的共識，認知共識是使語言描述與我們對大腦和心智的普遍認識相一致的共識。根據李福印（2008）的定義，認知語言學是一門研究語言的普遍原則和人的認知規(guī)律之間關系的語言學流派。偏誤自然屬于“人類語言方方面面”的一部分，對它的描述也需要與我們對大腦和心智的普遍認識相一致。研究偏誤規(guī)律和人的認知規(guī)律之間的關系，也應是認知語言學的任務。

其次，偏誤是二語學習中的一個自然現象，它的發(fā)生與人的認知規(guī)律有直接聯系，每個偏誤都可從認知上找到動因。如中國日語學習者會在態(tài)（voice）范疇上多余使用有標形式，就是因為日漢兩種語言的識解（construal）方式差異所致。與格非典型性語義偏誤就可以套用原型（prototype）理論來分析。行為可供性（affordance）理論對中國日語學習者方位詞多余使用的偏誤很有解釋力。

以認知語言學研究日語偏誤的優(yōu)越性

認知語言學的目的不僅是“描寫”語言本身，而且是聯系使用語言的人的認識活動對語言進行“解釋”。“認知語言學力求解釋，有別于先前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以更長于解釋性的認知語言學在已有成果基礎上進行分析研究，這勢必加深研究的理論深度，從而得出更加準確的結論，取得更有價值的成果。

具體到實例來說，在傳統(tǒng)語言學研究時，曾為某項目是放到詞匯部分還是放到語法部分發(fā)生糾結。詞匯部分主要解決選詞用詞的偏誤，即詞與詞之間的問題；語法部分主要解決一個詞內部的形態(tài)學問題。比如，“過馬路”的“過”，在日語里用“渡る”還是用 “過ぎる”屬于詞匯范疇，而“渡る”是用過去時還是非過去時，用被動態(tài)還是主動態(tài)就是語法范疇了。這在日語動詞、形容詞等有形態(tài)變化的詞類里是可行的。但對助詞、副詞、指示詞、接續(xù)詞等沒有形態(tài)變化的詞類來說，偏誤就是用錯詞，比如是用“に”還是用“を”，按說應該放在詞匯里。但它又屬于語法里的格變化（declension/曲用），通常又都是在日語語法里解決的。認知語言學不承認詞匯和語法的分化，力圖對語言進行統(tǒng)一的解釋，努力尋求普遍的、適合于語言各個層面的、統(tǒng)一的分析方法，比如構式可以包括從語素到句子的所有單位，于是以上在傳統(tǒng)研究上的難題在認知語言學里就迎刃而解了。這些實例都向人們展示了用認知語言學研究偏誤的優(yōu)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