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農業產出的增長有兩個來源：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農業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技術進步、制度變革、人力資本積累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農業增長的源泉是來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還是農業TFP的增長，從不同的時段看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無疑，農業要素投入的增加對我國農業產出的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決定了農業發展不可能依賴要素投入的無限擴張，農業產出的增加只能依賴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近年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已經成為我國農業產出增長的主要來源之一。在1978年～2005年的27年間，農業TFP年均增長率為3.3%，而同期中國農業產出年均增長率為6.44%，也就是說，農業產出增長中超過一半（51.24%）是農業TFP增長貢獻的（周端明，2009）。

正是基于對全要素生產率重要性的認識，很多文獻對我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研究，包括對我國農業增長與效率的測算及農業增長源泉的探析、農業TFP來源的研究、農業增長區域差異的比較及收斂性的研究、農業增長及效率的影響因素的研究等方面。其中對于農業TFP增長的來源是技術進步推進、效率驅動抑或兩者均有貢獻，而影響農業生產效率的因素又有哪些？大部分情況下，東部地區不僅TFP高于中西部地區，而且效率也高于中西部地區，影響各地區農業生產效率的原因何在？其結論尚存爭議。因此，對于如何有效地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也就不能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從研究角度來看，已有研究大都以省級、市級等宏觀或中觀數據為基礎，從農戶微觀角度進行研究的較少，但由于加總、平均化的問題，不能清晰地認識到作為農業生產主體的農戶的生產效率狀況，正如弗蘭克所言，平均農戶之所以有效率，恰恰是因為農戶實際上全都沒有效率（弗蘭克·艾利思，1992）。此外，利用宏觀數據研究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對于同一個時間區間，其所得出的結論也不同。

舒爾茨（1987）在他的《改造傳統農業》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假說：發展中國家的家庭農業是“有效率但貧窮”的。在尚未形成有效的規模經營之前，我國農業生產的主體依然為千千萬萬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戶，農業整體的要素生產率最終體現為農戶家庭生產的要素生產率。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也展示了家庭生產效率的提升對于農業發展的重要意義（Wang et al.，1996）。因此，對于全要素生產率及其構成的研究，從農戶的微觀角度來研究更有意義。有部分文獻從農戶的微觀角度進行研究，但也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數據較權威、樣本數較多的僅覆蓋一個省，具有較強的地域色彩；二是有些數據甚至只覆蓋到一個縣或者幾個縣，而且樣本數很少；三是覆蓋面相對較廣的，研究對象卻僅是油菜或奶牛生產戶，等等。

本文期望在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方面有一些新進展：一是在大樣本農戶糧食生產數據的基礎上，從農業生產主體——農戶的微觀視角來考察和分析農業TFP及其構成的變動；二是對于現有研究中存有爭議的問題能提供一些新證據。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將討論全要素生產率、經濟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以及闡述本文研究的假設條件；第二部分是計量模型和數據；第三部分是計量結果；最后是根據計量結果得出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經濟效率及假設條件

度量農業生產效率有很多指標，包括單要素生產率和技術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等。其中，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等單要素生產率是通過對單個要素的生產率的衡量來考察農業生產效率，某種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可以通過其他要素投入的增加來獲得。而全要素生產率衡量的是產出增長中扣除要素投入增加的部分，一個經濟單元的經濟增長率可以被分解為兩部分：要素投入量的增長率和全要素增長率（吳方衛等，2000）。全要素生產率是指一個企業、行業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的總投入和總產出之比（顧海、孟令杰，2002）。全要素生產率包含效率改善、規模效應、要素質量提高、專業化分工、組織創新和制度變遷等方面的內容（李谷成，2009）。在實際的研究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可分解為技術進步率、規模報酬收益、技術效率改善和配置效率改善。

其中，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同時實現的狀態稱為經濟效率（弗蘭克·艾利思，1992）。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經濟增長中除了要素投入增加之外的技術進步、要素投入增加所帶來的規模效率和經濟效率的改善。舒爾茨關于農民家庭農業生產的效率僅僅關注了配置效率，忽視了技術效率。而目前對我國農業生產率的研究幾乎所有的重點均在技術效率，對于配置效率的研究或者是一筆帶過，或者是干脆不涉及。

技術效率指人們掌握和利用某一技術的程度（萬廣華、朱希剛，1994），實際產出與邊界生產函數產出的比即為技術效率。配置效率指生產技術選定之后，投入和產出相應于相對價格的調整。農戶進行生產決策時，不僅僅是在對各種投入要素進行選擇，同時也是對產出結構進行選擇，這兩方面共同構成了農戶的配置效率，但在我國，糧食生產具有區域性，例如江西、廣東等地以種植水稻為主；河南、山東等地以種植小麥、玉米為主，而且通過輪作制度，玉米和小麥的種植不存在時間沖突。因此，本文中的配置效率，更多的是考察生產要素投入量相對于價格的調整。

新古典經濟學有關效率的概念需要嚴格的假設條件，但在實踐當中，這些假設條件不一定具備。本文借鑒弗蘭克·艾利思（1992）的“追求利潤型農民”假說，把利潤最大化的生產動機加到農民身上，但這里的利潤最大化是有條件的利潤最大化：（1）在與其他家庭目標的權衡之下的利潤最大化；（2）使用相同的生產技術，但可能會面臨資源約束；（3）雖不是完全競爭市場，但市場運行狀況良好。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在資源配置方面的自主性大大提高。但我國的糧食價格制度相比其他農產品和商品更具特殊性，雖然在2004年我國才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和銷售市場，但在1993年～2000年之間，農民對于糧食價格的自主性已較改革開放之前大大提高。特別是到了1995年，隨著400億公斤議購糧食任務的取消，開始實行最低保護價收購制度，當年糧食定購價與市場價非常接近（陳錫文等，2009），我國農民糧食生產已較具自主性。因此，總體來說，市場運行狀況良好的假設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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