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隨著民國視角研究的擴展與深化，其所顯露的問題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當然，反思的目的在于從更寬闊的學術視域中獲得新的思路，希望在具體研究中取得實質性突破。

隨著民國視角研究的擴展與深化，其所顯露的問題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當然，反思的目的在于從更寬闊的學術視域中獲得新的思路，希望在具體研究中取得實質性突破。

近年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領域，對“民國文學”研究視角的呼聲頗高，構成了學科的熱點話題，甚至成為研究的一種新趨向。

從某個角度看，民國視角的文學史構想反映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一種拓展趨向，使得學科結構和內涵更趨復雜化，是199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的一種持續與延伸，如果這一文學史構想得以實現的話，那么，此前的現當代文學史的整體模態都將會受到很大的挑戰。然而，不管“民國文學”視角的研究意向如何，仍然帶來了無法回避的困惑。

其一，這是一個文學史的“政治視角”而非文學視角的命名。眾所周知，“民國”的建立首先標志著的是一個新的“政治國家”的形成，這一新的“政治國家”當然也必須有一套自己新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而這種新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對于“國家形象”的構建及其文化建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民國文學”研究過分強調民國時期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影響，很難發掘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

其二，這一命名或者視角的建構，缺乏整體性的“中國新文學”的眼光，只是把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割裂成不同的政治區域、文化語境中的文學，既抽去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靈魂，又模糊了中國新文學“新”與“舊”的本質界限和區別。眾所周知，中國新文學發生在“五四”前夕，是因為在這一時段內產生了最能夠代表新文學的標志性成果（包括理論的、創作的），這些成果的價值和意義就在于它們將新文學與舊文學從本質上區別開來。“民國文學”作為界定新文學的“起源”性概念是不可靠的，因為它缺乏中國文學從傳統向現代巨變中的本質內容（它的新面目還是相當模糊的，特別是在文學的語言變革上，在文學的文體變革上都是陳舊的），而它沒有能夠顯示新文學特質的標志性理論與創作成果， “民國文學”是難以承擔起一個劃時代的文學命名的。

其三，這是對現代文學經典意識的背離，對現代文學經典作家及現代經典作品的遮蔽、祛魅、淡化。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文學史的建構和文學史敘事，都是史家、接受者經過對作家作品長時期研究、篩選、沉淀而形成的公認的又能被社會廣泛接受的優秀作家和作品，它不僅構成了文學的實踐歷史，也構成了文學的文本歷史。中國現代文學史敘事的不斷深化，是經歷了包括中國現代最早一批作家和學者在內的、直至當下數代人的建構歷程而得以形成的文學歷史形態。“民國文學”的研究，盡管從某種意義上能夠發掘更多的這一歷史時段的作品、作家，但卻更有可能使那些“末節”及“散沙”擠入文學史，使得現代文學史敘事更加臃腫，喪失文學史建構的價值和意義。

其四，這一視角的研究，剝離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及其命名的鮮活性、豐富性與動態性特征。中國現當代文學或者中國新文學是一個不斷創新、始終包容、有著寬廣的視域并容納中華各民族文學，在廣闊的現當代時空中隨著時代的前行而行進的，且富有張力的、充滿著動態質感的文學。在中國新文學的整體模態中，時段性特征非常鮮明，一系列非常醒目的“時間性”或“時段性”特征，能夠揭示中國現當代文學每一歷史時段的文學走向及其歷史內涵，反映文學歷史演變的內在律動。而“民國文學史”及從這一視角出發的研究不僅看不出新文學在歷史行進中的時間感、鮮活感和動態感，而且只能將“左翼文學”、自由主義文學、民族主義文學等劃為同一構體，而缺少“內質”的區分。

其五，民國期間，盡管由國民黨執政，但國共兩黨間文化話語權的爭奪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國共兩黨的文化路線、政策、策略及實施方式均有著本質區別，反映在文學理論與創作中，再明顯不過地體現在自“左翼”文學到后來的延安文藝的實踐中。因此，如果說“民國機制”說能夠成立的話，那么如何深化研究與之相對的“延安機制”，以及由“延安機制”所產生的中國當代文學？而隨著民國視角研究的擴展與深化，其所顯露的問題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當然，反思的目的在于從更寬闊的學術視域中獲得新的思路，希望在具體研究中取得實質性突破，而不會使我們的學科在另一種“過度”闡釋或“邊界”的盲目延展中陷入尷尬。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11&ZD11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