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家張載將學者的使命歸納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顧炎武則提出“君子之為學，是明道也，救世也”，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就以服務國家、服務社會為自己的崇高使命，形成了知識報國的深厚傳統。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千年大變革時代。經濟改革、社會轉型、科技進步、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不僅使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正日益深刻地影響著整個世界。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學者服務國家、服務社會也即知識報國，更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因為國家發展需要學者智慧，世界發展需要中國經驗。

　　堅持實踐性，是知識報國的基礎。實踐出真知，只有源于實踐的理論才能高于實踐并用以指導實踐。在這方面，費孝通先生堪稱典范。費先生一生志在富民，年逾九旬還堅持深入鄉村社區調研，這使得他的學術思想能夠成為世界社會學領域打上中國烙印的奇葩，并為我國的改革與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6字箴言更可成為構建和諧世界的行為準則。

　　堅持建設性，是知識報國的基點與歸宿。學者必須要有批判精神，人云亦云不可能推動學術發展與文明進步，但批判的目的不是為了破壞而是為了建設，是唯愿國家越來越強盛，百姓越來越幸福，這是學者應有的良知與情懷。大變革時代需要批判者，更需要建設者，但凡有利于國家發展與民生福祉，無論哪種場合都不隱諱自己的不同觀點，都能從積極建設的角度來陳述自己的主張，這才是負責任、敢擔當的當代學者。

　　堅持辯證性，是知識報國的正確途徑。任何事物都有兩面甚至多面性，對現實一味地否定和一味地肯定都不客觀，只有辯證地看待發展中的問題，才能建設性地解決好現實問題。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學者的理性建言有益于國家健康發展，而極端主義卻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如農民工問題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收入差距是從共同貧窮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經階段，其首先代表的是發展與進步，但兩者又確實到了需要妥善解決的時候，這就是辯證法。

　　總而言之，當代學者生逢大時代，任務艱巨、使命光榮，確實需要超越左右、超越虛無、超越極端，真正將國家前途、民族利益擺在首位，為祖國強盛和民生福祉不遺余力地貢獻才智。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殘疾人事業發展的理論與政策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