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始終堅持“食為政首”的基本執政理念，始終把解決吃飯問題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資料圖片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把解決好人民吃飯問題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根本性問題，成功解決了這一世紀難題。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糧食工作的基本經驗，對于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更好地加強黨對糧食工作的領導，確保我國糧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始終從關系國民經濟發展、關系社會和諧穩定、關系國家獨立自主的戰略高度，把糧食問題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之所以能夠在糧食問題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一個根本原因就是黨中央堅持“食為政首”的基本執政理念，始終把解決吃飯問題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按照“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的指導思想，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農村情況的方針和政策，建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多種農業生產責任制，使糧食生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初步解決了當時人民的溫飽問題。黨中央從政治上、戰略上高度重視糧食問題，提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一個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全局的根本性問題”，明確要求全黨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堅定不移地把農業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新世紀以來，黨中央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農業的基礎地位不動搖，把農業農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將農業和農村工作從長時期的“基礎地位”，提高到經濟工作“首要位置”，進一步突出了糧食工作的極端重要性。

實踐證明，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不時遭受特大洪澇災害的侵襲等沖擊，但并未引起什么社會波動，說到底，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家糧食保障。

始終堅持立足國內保障糧食自給的基本方針不動搖，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切實加強糧食安全

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立足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從全局著眼，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按照“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調整生產關系，保障了國家的糧食安全，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各項改革的發展。上世紀九十年代后，黨中央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立足國內保障糧食基本自給的方針始終不動搖，改革糧食流通體制，建立國家專項糧食儲備制度、糧食風險基金制度、“米袋子”省長負責制等，從而防范了糧食風險、維護了糧食安全。十六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始終堅持自力更生、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的正確方針，對糧食安全問題作出具體安排，不斷加大農業投入，實現了主要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創造了條件。

在強調糧食自給的同時，黨和政府也注意采取“走出去”的辦法，與世界其他國家廣泛開展農業交流與合作，通過“借地種糧種油”“借雞下蛋”，開發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拓展了確保糧食安全的空間，分散了我國糧食安全風險。

始終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不斷推進建立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一系列體制機制

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建立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糧食工作的又一條重要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把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能否促進糧食生產作為判斷標準，在尊重億萬農民的首創精神、總結其經驗的基礎上創造、建立和完善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使其成為農村政策的基石。建立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黨中央尊重農民的創造精神，鼓勵農民試驗并善于總結經驗的結果。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農民種糧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村生產力獲得了極大解放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還適應促進糧食生產的要求，不斷改革和創新糧食生產、消費體制機制。如改革糧食統購統銷體制，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糧食流通體制；建立發展糧食生產專項補貼機制；建立穩定的農業和糧食生產投入增長機制，等等。這一系列體制機制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其貫徹實施對穩定糧食生產、維護糧食安全提供了不竭動力。

始終把調動農民積極性、促進糧食增產農民增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黨領導糧食工作的立足點和歸宿

歷史告訴我們，農業不興，則邦不振；農民不富，則國不強。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把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作為農業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農業和糧食政策的制定和調整能否增加農民收入和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作為判斷標準，陸續出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糧食的統購價格、降低與農業生產相關的工業品價格、縮小工農業產品交換差價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促進農民增收、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導向，開放購銷、提高國家糧食收購價格、對種糧農民實行直補、著力減輕農民負擔，促進農民增產增收；圍繞穩糧、增收、強基礎、重民生出臺多個中央一號文件，分別對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農業穩定發展與農民持續增收等方面提出指導性意見，并不斷加大對農業的投入，逐年增加對農民的各種補貼，促進農業發展、糧食增產、農民增收，使大多數農民初步實現了小康。

（作者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60年黨領導糧食工作的歷史考察與經驗研究”課題組成員；作者單位：湖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湘潭大學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