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文本學解讀”已經成為當代馬克思研究的一種新路徑。這里所說的“文本學解讀”，大致可分為“文獻學”意義上的文本學研究和“解釋學”意義上的文本學研究。前者始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學者呂貝爾承繼梁贊諾夫提出的“馬克思學”概念并創刊《馬克思學研究》，主張在文獻編輯與考證的基礎上，對原典文本進行新的闡釋，逐漸形成了具有廣泛影響的馬克思文本學研究學派。此外，歐洲其他國家對馬克思文獻的編輯、譯介也在有計劃地實施，特別是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編纂的《馬克思手稿、筆記目錄》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簡稱MEGA2）的陸續出版，奠定了馬克思文本學研究的文獻學基礎。另一方面，與側重文獻學的文本學研究同步，側重闡釋學的文本學解讀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爾都塞等人的《閱讀〈資本論〉》，其癥候式閱讀的文本解讀方法，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馬克思文本學研究影響下，國外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摒棄了注重原理建構的傳統研究范式，強調深入文本闡發馬克思的藝術理念及其美學思想，亦取得豐厚成果。這些研究的主要特點是以文本為依據，在文本的梳理閱讀中，生發出馬克思的美學思想和文藝理論，由此開辟了一種嶄新的研究路徑。近年來，在國外馬克思文本學研究的影響下，國內哲學界越來越重視“文本學解讀”的研究，使之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生長點。與之相比，國內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文本學研究尚處于相對滯后狀態。例如，近年來關于“審美意識形態”“實踐存在論美學”等問題的討論，難以深入到文本生成的內部歷史之中，仍停留在理論論爭或學派論爭的層面上。因此，加強“文本學解讀”研究，對于拓展馬克思美學研究視域，推動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理論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應該強調的是，如何處理好文獻學意義上的文本梳理與解釋學意義上的文本闡釋之間的關系，是當代馬克思“文本學解讀”的關鍵所在。前者注重回到原典，后者注重當代闡釋；前者注重“返本”，后者注重“開新”；前者注重歷史視野，后者注重當代視域。如果過于偏向文獻學的文本研究，過于強調返回原典的文本學意義，容易將馬克思文本理解為現成固定的歷史存在，導致馬克思美學文本學研究的科學化、實證化、技術化、學科化，使之固化為單純的歷史文獻研究，從而遮蔽馬克思美學的當代意蘊。反之，如果過于偏向解釋學的文本闡釋，過于強調文本的當代意義建構，則容易產生文本的過度詮釋，導致文本原初意義的喪失。從當代解釋學的立場看，這是“文本學解讀”所難以逃避的解釋學難題。因此，當代馬克思文本學解讀研究應該堅持兩者視域融合的原則，以文獻學梳理為基礎，以當代闡釋為目標，以“返本開新”為旨歸，在歷史意義與當代意義的視界融合中，對馬克思美學經典論著進行“文本學解讀”，以改變美學研究原理先行的教條主義傾向，激活其闡發當代社會文化的理論活力，拓展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研究方法與視域，推動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理論創新。

文獻梳理與文本闡釋的視界融合

在馬克思文獻最新資料基礎上，重新編選馬克思美學文獻資料。馬克思美學文本學研究以新發現、新考證、新梳理、新編譯的文獻為主要文本對象（最重要的文獻有：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歷史考證版”（MEGA2），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以及其他新刊發文獻），對馬克思的美學文本進行新的梳理、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礎上，選取最具代表性的著述篇章，作為重點解讀對象，以此奠定“文本學解讀”的文獻學基礎。與此前各種不同版本的馬克思美學理論選編本不同，“文本學解讀”應該注重文本選擇的綜合性、整體性和跨學科性，避免尋章摘句式的編輯方法所造成的斷章取義、肢解整體的弊端。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文獻學研究是“文本學解讀”的基礎，但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從中生發系統的理論闡釋，進行文本的當代釋義與理論提煉，因此，其研究的宗旨并不僅僅是一種純粹實證考據式的文獻學研究，它要求對文獻給出新的理解闡釋，既要“我注六經”，又要“六經注我”，以凸顯其“文本學解讀”的理論旨趣。

個案細讀與專題解析的視界融合

馬克思美學的文本學解讀，強調文本個案的細讀分析，注重以文本為本位，對其產生背景、寫作過程、版本淵流、文體結構、概念翻譯等各方面進行詳實的梳理、考證、分析和闡發，尤其對重點著述、重點篇章的研究，力爭做到從原典出發，詳熟文本，真正領會文本的真實意蘊和思想內涵。同時注重在文本的個案細讀中提煉專題，縱橫聯合，既要有文本個案的共時性分析，又要有思想發展的歷時性分析，以期解決重大的理論問題。如對馬克思“浪漫派批判”“美學批判”“異化批判”“商品拜物教批判”“意識形態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批判”“機器體系與非物質生產”“藝術生產”“世界文學”等美學和文藝理論問題，應該進行綜合深入的解讀分析，彰顯馬克思“批判美學”的總體特征。力爭做到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結合馬克思思想內在連續性，綜合地闡發其重大理論概念的意蘊內涵。異化問題研究應涉及馬克思前后期的諸多著述，而關于藝術永久魅力問題則還需要旁及萊辛、佐爾格爾、溫克爾曼、施勒格爾等相關古希臘藝術的文本解讀。總之，只有在個案細讀與專題解析的視界融合中，才可能真正實現“在細微處見精神”的文本學解讀效果。

作者文本與他者文本的互文解讀

毫無疑問，極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和鑒賞能力構成了馬克思美學思想的廣闊藝術背景。在寫作方面，馬克思經常引用他所喜愛的藝術家的作品；在美學理論方面，馬克思經常以他所喜歡的藝術家為例來表述思想；在文學批評方面，馬克思對同時代的一些文學家予以尖銳的批判。這就要求“文本學解讀”不能僅僅局限于馬克思本人的作者文本，還必須涉及其他作者的作品解讀，即他者文本的解讀，以期在作者文本與他者文本之間建立起互文性的解釋框架，并通過這種互文性的解讀方式，反觀馬克思的理論論述，探究其理論的思想源流和具體內涵。例如，莎士比亞之于“莎士比亞化”、塞萬提斯之于文學反諷、海涅之于浪漫派批判、巴爾扎克之于資本主義現代性批判、笛福之于小說意識形態、歐仁·蘇之于資本主義現代性揭秘等等，都需要在不同文本的互文性閱讀中，深入闡釋馬克思美學思想的內在意涵。另一方面，從更為寬泛的意義上說，互文性解讀同樣可以延展到馬克思文本與當代文本之間，以此構成馬克思思想與當代思想的互文對話。例如，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福柯的權力知識論、鮑德里亞的生產之鏡、德里達的解構理論、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等等，均可以在互文對話中重新激活其作者文本的闡釋學能量，使馬克思美學的“文本學解讀”獲得當代語境下的生機與活力。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馬克思美學原典的文本學解讀”負責人、遼寧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