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史的寫法至少有兩種：一種是依賴經典文本，梳理各個時期不同學者對經典的不同詮釋，揭示彼此的側重點和思想傾向；另一種是著重經學傳承過程的研究，通過考察經學家的個人或者群體際遇，深入展示經學流衍背后的“人與事”。前者的思路，似可用“讀其書而知其人”加以表述；后者的思路，則可借“知人論世”一語加以標示。《北朝經學史》的研究，主要采用了第二種研究思路，它的研究方向，大致上圍繞北朝這一特定時期經學傳承階層變化的前后淵源及其過程展開；它的研究結論可概括為：在政治、文化主導權分離的亂世時期，經學傳承的主體逐漸從文化世家和名族學者過渡到士庶學者群體——兗州學派，并由兗州學派后學完成了對中古經學的整合。

　　從兩漢到隋唐，經學演進歷經盛世、衰微和復興的曲折過程。在亂世背景下，北朝經學之延續雖如絲縷，但始終未曾遭到徹底滅絕，這其中必有其淵源深厚的“前因”，亦有其不可忽視的“后緣”。所謂“前因”，是指秦漢時期遭受皇權壓制的東方文化世族，其復興學術的理想一直未曾斷絕；所謂“后緣”，是指名族學者在北魏周隋時期完成華夏典章政治制度的重建后，取而代之的是兗州士庶學者群的全面崛起，并由直接承襲這一群體的孔穎達學派完成南北經學的最終整合和官方經學詮釋文本的定型。

　　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化的重心不在關中而在關東，文化的傳承主體不在平民而在貴族，此兩點當為治史者所留意。秦漢時期，皇權施行“強干弱枝”的強迫遷徙政策，大量關東文化世族被迫客居關中腹地。東漢魏晉時期，與文化世家同為遷徙之后的“五陵年少客”，在邊疆軍事、政治事功上多有杰出表現。然而“永嘉之亂”后，這批儒學世族中眾多代表性家族并未隨司馬氏政權南渡江表，而是在北方與各個北方華夏少數部族政權展開周旋。在狹隘的封建史學家看來，與這些華夏少數民族政權合作進而共治天下的中原名族人物，很難為封建正統史觀所能容忍，因而官修正史對他們的事功和思想言行多有避諱，不過，從正史只言片語的記述中，仍可見他們全力投入民族融合和華夏文化重建的諸多作為。

　　拓跋氏進入中原之后，針對中原士族，雖最終與其實現了共治合作，但始終可以看到文化上的隔閡，甚至一度還禁絕經學的私相傳授，這無疑表明北魏官方無意也無力完成儒家經學的復興。事實上，在拓跋宏的漢化改革中，地緣、門第偏見下經學微言大義的意氣相爭，是北魏中晚期經學傳承的顯著特征。若是從經學指導政治的眼光來看，在拓跋宏漢化改革、北周創立典章制度中，名族學者往往借助《周禮》等典籍敷大義，這無疑有助于華夏文化的復興和重建，然而，以儒學名族為傳承主體的北朝經學，由于名族學者群有其不能克服的偏見和狹隘性，勢必不能由他們完成經學大義的整齊和融合。

　　在北魏晚期，經學傳承主體終于向“邊緣”學者群傾斜，這一群體主要來自頗具文化和教育傳統的兗州地區，兗州位于冀州和青、齊之間的黃河下游兩岸。如果說北朝冀州學術風貌體現的是兩漢舊經學，那么，青齊學術代表的是南北學術融合的新思潮。拓跋氏進取中原之初，大批河北士族南遷至青齊，之后青齊又為南朝劉宋所滅，為劉宋統治長達六十年，在北魏中期，青齊又并入拓跋氏版圖。這種復雜的歷史變遷，使得青齊學者兼有南北學術的風貌。兗州地區的士庶學者群，正是在冀州“舊學”和青齊“新術”之間，同時也正是在名族壟斷政治仕途、士庶學者“學而優”卻不能“仕”的逼仄下，成為了北朝經學傳承和南北經學融合的主要承載者。延至隋唐，這批士庶學者歷經多次官方學術主導權的紛爭，在唐初，由主要來自兗州的孔穎達學派代表官方完成南北經學的融合和經學大義的整理。

　　簡言之，從漢代以來，經學傳承的中心和邊緣位置發生了多次迭代：在遷徙的命運面前，這些文化世族的學者保持了學術傳承和復興的理想和精神，由此才有了兩漢經學的興盛。而面對永嘉之亂，他們再次退入歷史的邊緣，在亂世又逐漸將處于邊緣的儒家經學和華夏文化帶入歷史的中心。歷史的詭異之處在于，這批曾對儒家經學有傳承之功的文化世族，他們的中心位置卻最終被更有生命力和沒有門第之累的兗州士庶學者群所取代。北朝經學傳承和振興中的迭代效應，無疑值得今人深思和認真對待。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北朝經學史”負責人、四川師范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