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是人類美學史、文藝發展史上一個全新的概念，它概括的是一種新的文藝觀念和文藝結構體系。它的產生既是整個人類思想文化史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歷史和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當代形態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就總體而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并不排斥其他形態文藝理論的存在與發展，也不排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內部的多樣化探索與爭鳴。但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亦即建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當代形態的關鍵，是要對中國文藝理論運動主體有一個性質上的規約和一個時代價值性質上的限定。否則，就很可能在“轉型”時與其他種類文藝理論形態劃不清界限，乃至抹煞根據我國國情與實際所賦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科學精神。

毋庸諱言，新時期的中國文藝理論，存在相當一段時間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認同危機。文藝理論界始終圍繞對哪種文藝理論加以認同的問題而展開了諸多的論爭。在對新時期文藝理論發展總體進程的把握上，有論者把三十年來文藝理論的變遷簡單概括為從“政治化”到“審美化”再到“學科化”的“轉型”模式，把歷史上個別理論和政策上的錯誤混同于整個學說，把新時期的文藝理論與新時期以前和初期的文藝理論割裂、對立起來，并將后者通稱為“政治化”的文藝理論。其實，這種概括只是著眼于文藝理論發展的某一個方面、某一個部分，或某一個階段、某一個環節，并試圖把這個模式擴展到整個新時期的文藝理論領域，這就忽視了新時期文藝理論更實質的轉變，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

追求文藝理論的“原創性”和“創新精神”，是新時期一代學人肩負的神圣使命，也是推動新時期文藝理論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有些文藝理論研究卻打著追求“原創性”的招牌，編造一些模糊的、歧義的、虛假的、反常識的概念，且多以對“審美”和“現代性”片面、抽象的理解為理論指向。如果以為只要把所謂“新潮”的東西——不管它科學不科學、正確不正確——都拿來展示一番，就可以冒充和替代新時期文藝理論的進展與功績；如果以為只要把花樣翻新的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方法和概念——不管適用還是不適用——都引入中國當代文藝理論體系，就可以解決中國文藝理論的創新問題，那么，這種想法至少是不切實際的。

在文藝理論研究中，學習和借鑒當代西方理論和“西馬”學說是必要的。作為他山之石，它們不僅是推動我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的重要參照，而且也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建設可資汲取的資源。但是，這里的借鑒，不是生吞活剝，不是不顧一切條件、地點、時間任意拿來亂用，更不是用生搬硬套的西方文藝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概念與思維方法進行代替和轉換，而是要首先鑒別它們是否科學、客觀地反映了客觀事物。同時，更重要的是將其與我們的實踐經驗相比較，把它們放在我們歷史和現實的大背景下來加以考察，把其中符合我們實際情況的部分拿來為我所用。那些離開了中國的現實土壤、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東西，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足為取。

我們應當看到，由于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發生了巨大變化，“西馬”學者在相當程度上已重新定位了“馬克思主義”概念，他們講的“馬克思主義”，同我們眼下講的“馬克思主義”常常不是一個等同的概念，他們所運用的方法論，也未必是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我們還應當看到，當代西方文論家們所使用的概念內涵，有著特定國情和地域的規定，比如他們講的“現代性”就是“私人性世界”，是“語言瀑布”和“敘述怪圈”，是單純“強調個人價值的發展和效率”，這種對“現代性”的判斷，顯然難以為當今中國的實踐所接受。為此，我們在使用和借鑒“西馬”文論和當代西方文論的時候，是不能不加以鑒別、區分和辨析的。實踐已經證明，熱衷于用“西馬”文論和當代西方文論來構制中國當代文藝理論體系，迷信“西馬”文論和當代西方文論的選題和研究方式，將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視為“過時”而棄如敝屣，或只口頭上承認而實際上背離，這對發展當代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社會主義文藝理論是極其不利的。

綜上所論，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觀的學術立場，不斷提高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是當前文藝理論建設亟須解決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也是我們今天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關鍵所在。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期文藝理論建設與文藝批評研究”首席專家、山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