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強調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這是具有戰略性、針對性的重大決策部署。那么，如何看待我國面臨的環境問題，又如何積極通過社會建設推動環境保護與建設工作，建設“美麗中國”呢？記者就此課題采訪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洪大用。

　　記者：前段時間，國內不少城市被PM2.5超標所致的霧霾天氣籠罩，環境污染問題引起公眾前所未有的重視。為什么環境問題近些年會引發高度關注？

　　洪大用：以前人們不認為PM2.5超標是一個問題，后來發現它對人體健康有很大損害。這表明，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老百姓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此外，環境問題之所以引起高度關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環境問題是不可逆的。在我國快速、大規模的工業化過程中，各種環境問題集中爆發，呈現出來的形勢比西方發達國家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要嚴峻得多。加上我國環境空間相對有限，使得環境問題更為突出、更為集中。環境問題在中國之所以如此嚴重，是與我們的發展階段、發展模式密切相關的。

　　記者：如何看待目前的環境污染問題呢？

　　洪大用：環境問題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它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問題，是由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導致的。將產生的垃圾填埋、焚燒，可以從技術上解決，但是根本上還是要減量。怎么減量？這就要求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要轉變。要通過社會干預減少人們對環境的破壞，促進環境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社會學通常把現代社會叫做“風險社會”或者“高風險社會”，這個高風險來自哪兒呢？近代工業革命之后，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大提升，科學技術快速發展，人們認為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可以改造社會、改造自然、規避風險。現在，恰恰是人們這種自以為是的舉動造成了很大的風險。所以，我們要使用科學技術，但不能盲目崇拜它。

　　記者：在您看來，環境問題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個社會問題，需要通過加強社會建設、推動社會變革來促進環境問題的更好解決。那么我們應當從哪里入手呢？

　　洪大用：環境問題總是與一個特定社會的結構、特定社會的過程以及人們的行為模式密切相關。社會結構跟環境問題密切相關的一個方面，就是說如果我們發展的成果沒有實現全體成員共享，那么就很難產生環境保護的共識。

　　我們經常碰到要“溫飽”還是要“環保”的兩難問題，怎么解決這個矛盾呢？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要建立一個全面覆蓋的社會福利制度，制度性地緩解人們的生存壓力。政府和市場是兩種非常系統化的、理性化的力量。

　　政府推動環境保護有很多優勢，比如可以征稅，可以籌集資源、收集信息等，但是政府很難做到很細致、很個性化的處理。對市場來講，這種力量本身是以追逐利潤為目標的。雖然可以用市場機制提供一種刺激，引導人們行為的改變，特別是引導企業行為的改變，但是在市場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它對環境破壞的因素更大。所以在政府和市場之外，其實可以有一種平衡，就是公眾參與形成的民間力量。有組織的、理性化的公眾參與，是對政府和市場作用的重要補充和促進。

　　從源頭上防治污染，除了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推動產業優化升級之外，還需要在健全環境法規、加大執法力度上下功夫。目前，我國已建立起國家、省、市、縣四級環境執法體系，環境執法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斷提高。必須構建覆蓋環保工作各個方面的門類齊全、功能完備、措施有力的環境法規標準體系，切實把環境保護納入法治化軌道，加強重點流域、區域、行業的執法監管，加強城市和重點工業污染源的執法監管，持續深入開展環保專項行動；必須通過實行最嚴格的環保制度，以完善保護環境的各項法律法規為重點，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切實加大對污染者的處罰力度，決不允許環境違法者逍遙法外。（記者 李亞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