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選注》是集中展現錢鐘書宋詩研究成就的代表作

　　錢鐘書先生被譽為中國20世紀的“文化昆侖”，他的學問海涵地負，莫究涯涘，有“錢學”之專稱。錢先生治學強調“打通”古今中外、新舊雅俗，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體現得最為充分。其中，宋詩研究豐富多彩，展示出“錢氏宋詩學”博通精思的特點。

　　在諸多“錢學”著作中，《宋詩選注》和《宋詩紀事訂補》為宋詩研究專著，集中展現了錢鐘書先生關于宋詩研究的成就。而關于宋詩研究的思考，在他的其他許多著作中也都有所涉及，有的占據著突出乃至核心的地位。

　　錢先生宋詩研究，秉承了他一貫的治學理念，散見于各類著述，卻統攝于相同的學術理念，互相“打通”、印證生發，實際上形成了相對完整的“錢氏宋詩學”，并同“錢學”的其他方面研究旁通連類，相互發明，在整個“錢學”研究中具有獨特而重要的意義。

　　錢鐘書先生宋詩研究博大精深、成就斐然，其博通精思的特點突出地體現在全方位、多層次地闡述宋詩學的重要命題，為宋詩研究在方法、材料、視角、觀點上提供了范例與啟示。他的宋詩研究，至少可歸納為六個層面：

　　一是詩史脈絡的建構。《宋詩選注》的81篇詩人小傳，均注重從詩史源流的角度給詩人以評論與定位。《容安館札記》所涉300余家宋代詩人，更是相互勾連，初具一部“宋詩全史”的規模，特別是所論南宋諸家，更是呈現出較為明晰的發展脈絡。

　　二是詩歌體派的認識。宋詩體派繁多，舉其大者有西昆體、晚唐體、江湖體、江西詩派、四靈詩派等。錢先生在著述中，不但論述詩人個體與體派的關系，更關注“體”之特性與內涵，“派”之形成與影響，如其論“江湖體”的形成早于《江湖集》的刊刻，就是突出一例。

　　三是詩人風格的評定。錢先生醉心于具體的文藝鑒賞，《容安館札記》論及宋代詩人時，無不循其體例，先給予總評，再摘句分評。詩人無論大小，風格的優缺點均加以品藻，揭示源流，論定特色。這些斷語來自錢先生直接的閱讀感受，包涵了獨特的審美意趣和詩學判斷，具有無法替代的學術價值。

　　四是詩法藝術的抉示。宋詩較之前代，積累了豐富的修辭經驗，在技巧上更加講究，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錢先生論宋詩，常常就其中的用字、造語、命意、屬對、句法等，博引古今中西材料，連類比較，洞幽燭微，探尋藝術精髓，并總結、升華為帶有普遍性的詩歌藝術論題。

　　五是詩學生態的關照。宋代是一個在文學、藝術、哲學、史學各領域均達到極高造詣的時代，相互碰撞、滲透，形成一個充滿生命力的文化生態圈。宋詩在這種環境中新變代雄，與其他領域密切相關。錢先生論宋詩，就抓住了它與時文、繪畫、理學、禪宗、方言等方面的關系，新意迭見。

　　六是詩集文獻的考訂。當代學界，以一人之力全面考訂宋詩資料者，錢先生可謂第一人。《宋詩選注》已有部分文獻考訂，《宋詩紀事訂補》則為宋詩文獻整理的代表，《錢鐘書手稿集》中也隨處可見對宋詩作者、篇章、字句的辨訛證偽、考訂輯佚，許多可為定讞。

　　以上種種，相互關聯，彼此照應，涵蓋了宋詩研究的方方面面，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學術世界，充分展示出錢氏宋詩學所達到的高度、深度和廣度。

　　自“錢鐘書與宋詩研究”獲準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立項以來，我們較為細致地梳理、分析了錢先生的著作，除感嘆于高山仰止的學術成就外，對先生的治學方法與治學精神也有了更加真切的體會。

　　人們常常將錢先生的成就歸功于天分，說他有“照相式記憶”，過目不忘。實際上，從《錢鐘書手稿集》所反映的錢先生日常讀書生活來看，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勤奮。從傳統的目錄學入手，由目錄而讀書，隨讀隨抄，得出新解，是錢先生基本的治學方法。《中文筆記》第十七冊有讀《鄭孝胥日記》筆記30多頁，出版時間在1993年10月。而就在當年，錢先生動過一次大手術，摘掉了一個腎，翌年又發現了膀胱癌，再次住院直至去世，這30多頁筆記，正是在他重病期間完成的。可見，讀書、抄書已不僅是他的治學方法，更是他的生活方式；學術研究不僅是他的“職業”，更是傾其一生的“志業”。這種精神決定了《錢鐘書手稿集》成為一片遠離喧囂世界的精神家園，成為一部真正“不衫不履不頭巾”、心靈充分舒展、人格相對獨立的奇書。

　　錢先生常自嘲為“錢文改公”，《談藝錄》、《宋詩選注》、《管錐編》等著作都是不斷增訂改寫而成，體現出他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我們在《錢鐘書手稿集》中也發現，他評論同一個作家，總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有許多細致的差別，注重從不同層面解讀對象本身的多元性。錢先生的學術研究中，沒有唯一的結論，更沒有最后的結論。例如對梅堯臣的評價，在《宋詩選注》中從藝術審美視域否定較多，在《容安館札記》中則從詩史發展角度給予肯定，在《中文筆記》中又從唐宋詩歌藝術異同層面進行評論。錢先生的學術研究猶如“天童舍利，五色無定”，其多層性、多義性、互文性，不僅表現出他不斷思考、務實創新的踏實學風，更體現出他對真知孜孜不倦的追求。

　　錢先生的宋詩研究取得了世所公認的巨大成就，為我們繼續在該領域里開拓前行提供了重要的文獻積累和寶貴的方法論啟示。同時，錢先生沉浸于文獻資料之海洋，獨立于眾人所謂的“共識”之外，精心營造自己的學術空間的行止，他“潛心積慮以求精微，隨事體察以驗會通，優游涵養以致自得”的治學態度與治學精神，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

　　（作者分別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錢鐘書與宋詩研究”負責人、復旦大學教授；課題組成員、復旦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