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孫宏云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政治學科在近代中國的形成”（項目批準號為06CZS018），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2012年4月經同行專家鑒定，以優秀等級結項。課題組成員：沈曉敏、孫宏英。
　　晚清是中國傳統學術向西方現代學科轉型的關鍵時期，因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關地理學、社會學、邏輯學、數學等各科的學科史研究成果相繼出現，而對政治學科史的研究則相對薄弱。這項成果旨在通過史實重建，探討源自西方的現代政治學科在近代中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以便認清政治學科在近代中國的發生發展過程，并從這一過程來看學術與政治、文化與時代的關系。
　　這項成果共分四章，另加“引言”和“結束語”，合計約29.5萬字。第一章，西政與分科知識的輸入及本土知識體系的變動，探討了自明末清初至甲午戰爭以前，西方的政治知識和分科知識傳入中國的一般歷程。由于政治學科在近代中國的形成基本上是西學東漸和援西入中的產物，因此要了解其形成過程，應該上溯至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對西學教科知識的輸入情況，分析耶穌會士對于西方政治知識和教學分科是怎么介紹的。自康熙禁教以后，雍乾兩朝相沿不改，直到鴉片戰爭前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才再度將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直到戊戌變法時期，都可以說是西學在中國傳播的主體。傳教士的知識輸入對于起源于歐洲的現代學科在中國的形成，固然十分重要，而經世學風在晚清的興起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并且成為了接納西學的主要動力。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以致合力推動了西學西政知識在中國的發展與擴張，促進了現代學術與教育制度在近代中國的建立。不過這是一個由淺入深、由沿海向內地、由西藝、西學向西政逐步轉變的過程。在鴉片戰爭前后，林則徐、魏源、徐繼畬、梁廷枏等沿海疆臣是介紹西政的早期代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隨著中西交往的擴大，特別是總理衙門的設立與駐外使臣的派遣，中國的官員和知識人走出國門，直接接觸與觀察西國社會、政治的機會增多了，于是對于西方的政治、學術就有了更為直接與深入的認識與體驗，故以駐外使臣為主的海外游歷者是1860至1890年代中國人認識和介紹西政和西學分科知識的主體。進入洋務運動后期尤其是在甲午戰爭失敗之后，經世實學思潮高漲，它一方面抨擊科舉制度不求實際，要求改革八股取士辦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在學習西方技藝的同時，更應該學習西政。雖然對于“西政”，梁啟超等維新派與張之洞雖然主張有所不同，但他們都主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于藝”，尤其是張之洞的《勸學篇》不僅挾朝廷推廣之力廣泛傳播，而且上升為官方科舉改制的指導方針。科舉改試策論刺激了政學資料的出版，各種經世文編、時務類編資料以及相應的西學書目大量印制。時務類編資料分類頗不一致，有的按照中國傳統的文體分類；有的受傳統志書影響；有的采用政、藝、教或政治、藝學一級分類，之下再有二級乃至三級分類，或僅有一級分類。盡管看上去比較雜亂，但是大體上都寓含了政、藝或政、學兩分的觀念，可見出于考生射策的需要和書商牟利的動機，其中對于西政西學所進行的分類編排加工，主要受張之洞《勸學篇》以及科舉所規定考試科目、范圍的影響。各種經世文編目錄分類及其思想內容則顯示了晚清經世實學的演變軌跡--西學西政的內容越來越多，而傳統的學術與治體則趨于沒落。就知識的學科分類來看，“學術”與“政”依然屬于不同領域，被納入“學術”中的西學一般是指自然科學，而屬于西政方面的學說、制度與方法等則被看作是傳統“六部”之政的延伸。新學書目分類大體上仍在“（西）學分政、藝”的思想框架之下，與上述各種西學匯編資料的分類方法基本相同，屬于同種類型。不過就內容來看，已經呈現出東學書目后來居上的趨勢。這一時期，期刊中盡管出現了以學科名分欄目的現象，但是基本上還是屬于梁啟超的政、學或張之洞的政、藝二分的框架，尚未轉換為日本的學科分類體系。不過來自日本的分科名稱在這一時期開始產生影響，并逐漸被采納。在政、藝二分的知識框架下，“藝”一般是指自然科學，具有學理，體現了人們對于物質世界的認識水平與應用能力。而“政”主要還是受傳統的“政”與“治”的理念影響，通常是在儒家道德規范與經世實學二者張力作用下來進行把握。晚清隨著經世實學思想的張揚，“政”的道德力量需要通過“治”的成效來加以體現，并逐漸成了普遍的政治觀念。
　　第二章，東學、西學競逐與對西方政治學的攝取。該章不僅一般性地考察了留日學生和嚴復的譯書情況，也重點分析了梁啟超對于日本政治學的擇取軌跡，以及革命、立憲兩派論戰中所體現的對于政治學的理解程度和利用態度，著重探討了嚴復對于政治學的認識邏輯。在清末新政開始之前，中國人基本上是基于中國儒家傳統的知識分類模式來看待西政的，即將西政與傳統的掌故之學、經濟之學（經世致用、經世濟民意義上的）視為同一類型而加以接引與涵括。與此同時，受之于中國方面的影響，傳教士也有意或無意地適應中國的需要。此外，西方政治學作為獨立的學科其實也尚未形成，在歐洲大陸大體上還是中世紀沿傳下來的大學四科制度（道、法、智、醫），政治學在法科之下。法國在此基礎上有所變更，表現為法國國政學堂的教科分類，英國則在政治經濟學（“富國策”）中研究政治學。所以在這一時期，基本上看不到后來那種具有明確學科界域的政治學著作和教學科目。甲午戰爭之后，康有為率先了解到了日本的政治學分科，并編輯了《日本書目志》予以介紹。一批士人與官員也大力倡導向日本派遣留學、翻譯日本書籍，從而學習其先進的制度與文化。隨著清末新政的啟動、留學運動的興起，翻譯的法政書籍潮水般地涌入中國。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就大量輸入譯介西方的政治法律學說，經過20年左右的積累與消化吸收，已經蔚為大觀。對于當時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取徑東洋是最便利而實用的途徑。雖然都帶著強烈的實用主義，但是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取向。政治流亡者梁啟超等是從建國與改革政治的高度來汲取政治學的；一般的留學生則出于國內科舉改制，特別是興學堂需要教科書的原因來譯介書籍；部分激進分子則希望借譯書辦報來鼓動革命風潮。由于目的多不在學術本身，加上水平所限，翻譯不免茍且。嚴復對于東文政治學的這種狀況就大為不滿，他主張直接從英美輸入，主張在自然科學原理（“物理”）的基礎上來認識政治現象，訓練研究政治的能力，對政治學作科學的研究，反對將一般的政治議論與政治學混為一談。他還身體力行，翻譯了《社會通詮》和《政治講義》，在中國傳播科學的政治學。他的這一做法對于厘清時人對于政治學的模糊認識，提升政治學的學科意識，具有積極的意義。
　　第三章，日本政治學與中國近代政治學的形成。盡管嚴復對于政治學有領先于潮流的認識，但是畢竟勢單力薄，影響有限。政治學科在近代中國的形成，包括成為學科關鍵概念的術語生成、學科知識體系的建立、學科制度化（包括課程設置與教科書）的確定等諸多內容，基本上都是從日本移植而來的。因此，研究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形成史，不可忽視明治日本的“東學”淵源。我們不僅要一般性地統計與描述晚清中國從日本翻譯了多少政治書籍，更要詳細考證相關文本的版本信息，進而依據文獻及文獻周邊的各種人脈關系來深入探討日本政治學對中國近代政治學形成的具體影響。而從日本方面來看，自從政治學作為一門學問正式進入其大學課程體系，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就成了日本政治學界的兩大重鎮，主導了日本政治學自近代以來的形成與發展。因此，該章第一節主要分析早稻田政治學的代表人物高田早苗對于中國政治學形成的影響；第二節分析為東京大學帶來德意志國家學的那特硁的《政治學》在晚清的譯介及其影響；第三節論述繼那特硁之后成為日本帝國大學第一位由本國人擔任政治學講座教授的小野塚喜平次是如何經日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發揮其政治學對晚清法政教育的重大影響的。這些個案分析都是基于兩國政治學關系史的主要脈絡而確定的，有助于深入認識日本政治學對中國政治學形成之影響。
　　第四章，學科建制：政治學專科化之歷程。學科（discipline）不純粹是知識論層面的內容，也與社會運動與制度規訓關系密切。知識觀念的嬗變往往引導著制度的變革，而制度尤其是大學系統反過來又可以固定與凸顯學科的邊際，使之制度化，進而產生學科規訓力量。因此，討論現代學科的形成史，也需要關注學科的制度化過程。欲了解近代中國，政治學是如何進入學堂的，首先需要對其過程進行史實重建，然后在此基礎上聯系相關的知識背景來加以解釋。近代中國的學校大體上分為三個系統，即教會學校、書院以及中國人自辦的新式學堂。其中書院是中國傳統教育組織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與官學相比，本來較具民間色彩，但是受科舉選才制度的影響，也注重制藝帖括。到了晚清，連同科舉成為時人議論教育改革與人才培養的主要對象，故晚清的教育變革以書院改設學堂為大宗，最能反映傳統的經世之學（“經濟”）與近代西方政治學的對應與銜接關系。京師大學堂被視作中國現代學科的發源地，是學人探討中國現代學術機構與學術發展的焦點課題。這是因為，清朝末年，經世思潮與“中體西用”論結合，催生了京師大學堂等新式教育機構，以此來接納西學與西政。由于立學宗旨尚停留在傳統的經世濟民之政治概念上，統治者便力求將法政教育約束在國家治理的應用層面。進入民國后，蔡元培對北大法科進行人事整頓與制度改革，著力引導其走向學術化道路。周鯁生、王世杰等英美派留學生因之掌控了法科的學術行政職位，推動了法科教學制度與研究風氣的轉變，北大政治學系開始實現由歐陸派的國家學向美國流的政治學轉變，與此同時，研究所、學會、專業學術期刊等相應的現代學術建置陸續出現，這些都標志著現代政治學科在北大的建立。
　　鑒定專家點評：
　　華南師范大學謝放教授：這是國內外第一部系統深入研究政治學科在近代中國形成的重要成果，也屬于政治學與歷史學之間的跨學科研究，廣泛涉及中外文化背景、知識體系和學術源流，具有較大研究難度，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就政治學而言，對于開創具有本土意義的中國政治學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就學科史而言，有助于全面認識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的變遷。
　　這項成果系統而清晰地論述了政治學科在近代中國形成的歷程，解釋了中國傳統學術樣式因近代中外文化交流而發生的變異。以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重建史實，追溯源流，對政治學科術語的生成、學科知識體系的建立、學科的制度化、學科意識的成長都做了細致的論證，得出了有說服力的結論。同時，通過文本實證研究結合語義分析，考辨了政治學科形成過程中的學派源流及其互相影響，尤其是深入研究了清末革命派和立憲派關于“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論戰對政治學的傳播、日本政治學對中國近代政治學形成的影響，條分縷析，多有創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這項成果對西政與分科知識得早期輸入，經世思潮與講求西政之關系，梁啟超對東文政治學的擇取、嚴復對英美政治學的譯介、晚清各類學堂的政治課程設置以及政治學科在北京大學的建立等重要問題，也都做了新的探討，提出了新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