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廣州市委黨校李三虎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看科技自主創新的中國特色及其文化自覺”（項目批準號：08BKS057），最終成果為專著《自主創新話語：從意識形態到創新文化》。2011年10月經同行專家鑒定，以優秀等級結項。課題組主要成員：黃凱旋、何蔚榮、劉杰、李秀風。

　　這項成果將自主創新看成一種大規模話語構造，它的構造目標是形成一種新的發展意識形態、新的企業組織實踐和新的社會文化認同。這種話語構造預設了“創新命令”，其修辭核心是面對全球化挑戰以“憂患意識”推動的國家、企業和社會的生存-競爭-發展的意識形態激勵邏輯。在這里“創新命令”構成了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戰略性宏大敘事，代表著中國新發展階段的未來希望和全球化競爭的風險防范。這種自主創新話語的意識形態意義在于，對創新型國家建設進行一種文化引領，賦予國家以新的發展活力，在全社會形成巨大的創新洪流。進一步說，這項成果的出發點是以自主創新話語構造激勵和加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而這個新時代的重要特征是以自主創新持續地追求新技術、新產品和高質量發展或轉型升級。為此這項成果以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為指南，結合中國文化傳統，追溯自主創新話語的歷史生成過程，對走自主創新道路的中國特色作出建構論解釋，同時針對自主創新話語構造面臨的意識形態挑戰強調全社會的創新文化認同。

　　這項成果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開宗明義，明確將自主創新作為一個意識形態主題加以討論，意在為后面章節進一步討論作一鋪陳。中國將自主創新作為國家戰略核心，這本身表明自主創新已成為一種經濟、政治乃至國家命令。對這一創新命令，國外政治經濟學多以“國家創新率之謎”加以修辭，并以“制度決定國家創新率”加以解答。在政治或國家制度上，這種修辭總會涉及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為了避免這種意識形態糾結，我國科技界、經濟學界針對自主創新的命令修辭，一般是接受國家創新系統、國家創新能力這類概念，將“創新”一詞從比較政治經濟學圍繞創新問題形成的諸多政治或制度修辭（如自由市場、非集權化或民主等）中剝離出來，并用于技術變遷與制度改革，極力強調國家在創新中的激勵和培育作用。這種把國家作為“創新工具”的政治經濟學思路，固然能夠從制度層面突出國家創新率提高的戰略主題，但它卻并不能有效地引導人們去深刻理解自主創新道路的中國特色，自然也無法在理論上應對國外學者圍繞我國自主創新問題提出的意識形態挑戰。為了應對各種意識形態挑戰，必須要在“全球性-民族-國家”格局中，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視角考察中國自主創新話語，以便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技術強國地位或形象。

　　第二章主要立足技術負荷意識形態價值這一技術政治哲學前提，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技術創新理論作出考察。這里要表明的是，西方學者在構造“技術資本主義”的規范性創新話語時，仍然部分地吸收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想。技術并非中立工具，技術目的也不單純是一種局部力量，技術與目的可以同時得到重塑。在這種意義上講，經典馬克思主義對技術的異化哲學批判，當然有利于從技術目的方面塑造當代資本主義的規范性創新話語。當然經典馬克思主義并不限于資本主義的技術批判，也對社會主義技術價值給予預設。這就是著眼于人的全面發展，強調技術創新的使用價值創造及其背景化操作。這種技術價值預設既不排斥吸收資本主義的技術成果，又表明社會主義的獨特創新道路。經典馬克思主義這些創新話語構造，為中國自主創新話語構造奠定理論基礎。

　　第三章進入到中國歷史情境中來，考察中國技術強國理念形成及其多種語義發展以及最終匯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語境的話語構造過程。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變化進程，至少涉及三個大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發、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和1949年的中國新民主主義勝利。在辛亥革命前，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中國的技術強國理念得以確立起來，其國家現實的操作邏輯在于：以競爭態勢進入由技術、商業和軍事霸權為主導的世界體系，復制資本主義的技術、資本和軍事擴張的現代化途徑，以便最終使中國在向現代民族-國家轉換中確立自身的主權地位。但這種創新話語畢竟不能完全脫離意識形態加以建構，經過多重話語交鋒之后，最終從維護傳統走向了接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并通過辛亥革命進入制度化實踐。自辛亥革命之后，特別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技術強國的創新話語經歷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唯科學主義和技術精英治國論等。但所有這些話語構造與晚清思想一樣均擁有如下思想假設：西方國家的技術優勢意味著西方文明本身擁有強大的文化實力。也就是說，當一個民族或國家普遍地認為自身技術能力低于別國時，那就是對自身文化形象的一種貶抑。為了應對這一意識形態挑戰，傳統主義對西方現代技術給予批判，同時又試圖從傳統道德話語系統對現代技術給予闡釋，試圖構造一種適應傳統秩序的規范性創新話語。但在激進的創新話語構造者看來，這種以傳統秩序主導的創新話語畢竟又顯得保守。所謂俄國革命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自然也包含了對這種創新話語競爭情形的意識形態應對。為使技術強國理念成為一種現實，中國共產黨力圖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在當時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之上，使經典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社會主義政治革命與腦體分工獲得有效結合，從而將各種創新話語歸入到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要求中。

　　第四章追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話語變遷過程，討論自主創新話語的最終形成。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中國創新話語經歷了革命話語、改革話語、發展話語和自主創新話語四個階段。革命話語包含的“技術革命”、“技術革新”等詞語（特別是技術革命保留至今），在當時被發達國家封鎖的歷史背景下有著技術自治的經濟要求，但它在規范性創新話語構造方面，并不是將中國取得革命勝利之后的主要矛盾歸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是歸結為“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這種規范性創新話語構造，最終使中國技術創新進入“階級斗爭”的災難性實踐。直到改革開放之后，這種革命話語才被改革話語所替代。一旦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作為對中國生產方式的現實修辭，就會將科學技術推到“第一生產力”的崇高地位，并圍繞它構造新的創新話語：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以生產方式變革實現共同富裕，而社會主義又處于初級階段，因此在初級階段必須要吸收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如技術引進），以此為基礎逐步追求自身的技術發展。革命話語和改革話語都滲透著發展話語，但發展話語只有在改革話語中才獲得放大。類似“發展是硬道理”這種強意識形態修辭，正是為了推進改革開放進程。這種強意識形態修辭表明，中國改革開放發展趨勢不能逆轉，一定時期必須要追求較快發展速度，同時強化高科技發展。當經濟增長速度面臨強烈的資源環境約束時，發展話語自然也就要進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言說階段。這時在發展話語中，必然會將自主創新構造成為一種支配性主流話語，以便解決發展諸多瓶頸。

　　第五章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看作一種解釋學-建構論方法，力圖為自主創新道路提供中國特色解釋。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或后馬克思主義并不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其中美國技術哲學家芬伯格作為新馬克思主義代表，極大地發揮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去背景化理論和社會主義背景化理論，認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文明規劃，應超越資本主義去背景化的技術異化情形，把人、自然和社會同等地置于技術創新的具體化戰略核心。借鑒這種理論，可以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身看作一種解釋學-建構論實踐。在從科技系統到創新系統的歷史轉換中，這種實踐對自主創新話語的構造作用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化國家自身的獨立創造和創新，如自主知識產權、民族產業、新興工業化道路等；二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賦予技術創新以選擇性，即創新以市場為導向，創新以企業為主體。進入到對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產業革命的批判性語境中，無論自主創新的意識形態吁求，還是技術創新的市場選擇優先性要求，都不再是一般地對技術、創新和市場的贊同，而是基于對依賴“他者”的弱化意識，將技術創新的社會運行法則納入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整體范疇，試圖展示一種民族創造的偉大敘事。這一偉大敘事不僅體現在國家研究開發投資的巨大增長方面，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以“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這一修辭確立中國技術創新再背景化命題，即：工具化或形式化技術知識可以從全球化流動中獲得，但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必然是訴諸民族-國家概念進行再背景化創造，其價值創造意向包括技術領土性、技術公民性、技術主權性、技術民族性等。

　　正如第一章已經表明，“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表明的再背景化命題，使中國自主創新戰略受到國外各種意識形態挑戰。但就中國國家利益來說，化解這些意識形態挑戰，最終要訴諸把自主創新話語的意識形態敘事轉化為創新文化的全社會認同。為此第六章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致力于建構中國自身的創新文化。其中對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做出創新文化解釋，意在表明主流意識形態對創新精神的建構作用。挖掘中華文明的本土創新文化資源，以一種“文化尋根”使創新精神獲得傳統認同。企業作為創新主體，必須要在戰略意義上培育支持自主創新的組織文化。當然為使自主創新真正成為一種文化自覺，不僅需要獲得組織認同，而且也需要獲得全社會認同。因此必須要圍繞創新型國家建設目標，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創新文化引領作用，通過建設學習型社會，推動自主創新成為全社會的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