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也是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基礎。文化及其價值觀作為人們行為的理念和思想前提，也是社會根本體制和制度規范的基石，對于整合社會成員、維系共同生活、促進社會良好運行具有核心意義。也因如此，文化及其價值觀深受社會學關注，形成了社會學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重要題域。

　　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是“文化自覺”的學科特殊表現

　　對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文化不是超歷史的現象，而是人類活動和社會生產方式的產物。馬克思的批判表明，在資本主義的制度化異化勞動中，社會和人不得不屈從于資本的目的，成為資本積累的手段和工具，勞動產品則是與勞動者對立的異己對象。通過對資本主義文化本質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更為深入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合理性。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文化批判傳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以及其他文化批判理論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中國，中西文化的碰撞導致了空前的社會變局，社會學家對文化給予了深入研究。如早期鄉村建設學派的梁漱溟先生通過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認為兩者體現了人類文化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或路向，西洋文化的進入破壞了中國社會的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組織結構，“舊轍已破，新軌未立”，導致了文化的失調，使整個社會陷入混亂狀態，因而提出了“中國文化失調與重建理論”。費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并闡述了“文化自覺”，引起了我國社會學界的極大關注。鄭杭生教授認為，費老提出的天人之際、精神世界、意會、“我”、“心”以及文化與不朽等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指出了真正理解中國社會的關鍵，其對于美好、優質、人文價值的現代社會的憧憬，深得中國社會學研究者的認同。“文化自覺”為把握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提供了多重啟發，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是“文化自覺”的學科特殊表現。中國社會學不能在西方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的籠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論研究或經驗研究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的一個案例、一個驗證。在費老“文化自覺”的理念基礎上，“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現已逐漸成為一個新的概念工具、理論視角和方法論。

　　社會變遷呼喚文化自覺和自信

　　社會學的文化研究展現了獨特的學科視野。現代性變遷過程中文化及文明的傳統式微和軌跡轍變，以及伴隨而來的進步與代價、亢力與沖擊、奇跡與失落，促使我們必須鄭重對待如何喚醒文化自覺、重拾文化自信這一關系到現時與未來的大問題。

　　一方面，對于中國這樣的巨型社會、多樣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在以往的熟人社會和鄉土場景中，非市場化社會的傳統制度，如風俗、習慣、禮儀、鄉規、民約等，是社會行動的重要調節機制，人們之間的行動方式、目標和結果是高度確定的和可預期的，交往溝通過程中的理解和信任也就更容易建立。同時，文化及其價值導向的浸潤，使社會成員形成內在的自律性，并在社會生活中產生“無治而治”、“無為而為”的效果，從而大大降低了社會治理的成本。這種內生于中國文化的治理智慧，今天仍然富有啟發意義。中國文化的柔性、細膩、包容等品格，以及難以復制的多樣性和獨特性，是國家、社會和民族的高端核心競爭力所在。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數十年一直處于快速變遷過程，以往的社會結構系統、社會關系體系、社會行動方式等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去單位化”的結構性變遷過程中，以往的“單位人”變為了“社會人”，最終成為“社區人”沉淀在基層社會；身份不再是個人固定不變的特征，與之相應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體系也帶有模糊性和不規范性；一些新型社會利益群體的形成，使得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日趨多元化和多樣化；社會職業結構在持續轉型，傳統行業從業人員的下降與新興行業從業人員的增長已成趨勢；社會關系體系仍在動態重組，大規模和高速率的社會流動使得社會成員之間關系的連續性、穩定性、透明性和可預測性難以保持；隨著市場化社會特有的理性權衡、交易和競爭成為普遍現象，社會行動方式及其規范秩序體系也必須根據市場經濟的需要進行重新調整。

　　總之，熟人社會日漸遙遠，陌生人世界已成生活常態。巨型的流態社會與原子化點狀分布的個人，既使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面對諸多困題，也對群體監督和個人自律造成了削弱。如何使西方與東方、全球與本土、國家與地方等不同的文化樣態形成自洽的系統，已是社會平穩運行和快速發展繞不開的問題。

　　文化自信構建的著力點

　　顯然，充分的文化自信心是中國文化展現出別具一格的現代風范所不可或缺的。

　　首先，應當處理好幾大重要的關系。譬如，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人與社會是“互構共生”關系，過分強調個人或者過分強調社會，這兩個極端引發的社會問題都會破壞社會正常運行。在當前，倡導整體性、社會性和共同性，重視共同價值和共同理想，應是文化建設的側重點。再如，本土與西方的關系。這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甚為糾結的一個問題。事實反復證明，試圖通過復制西方國家的路徑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結果往往是難釋初衷。在學習西方文化、吸取其合理成分的同時，如何進一步弘揚中華文明的包容百匯、吸納異質、平抑極端、化解紛爭的智慧，仍然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又如，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任何文化的存在都依托于不同時代人們的傳承繼替，離開了傳統也就無所謂現代。面對贊揚西方文化而否定自我文化，甚至視此為批判性、反思性、創造性精神標志的社會現象，現時的中國特別需要敬畏自己的“過去”、歷史和傳統。又譬如，“風”與“俗”的關系。在中國文化的演變過程中，“風化”與“俗化”形成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條軌跡，在社會生活中始終是互為依托、交織共生、一體相融的關系。通過“風”與“俗”的視角，文化建設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官方與民間、精英與草根、廟堂與江湖的相互關系，可以獲得更為開闊的思路。

　　其次，應積極構建新型文化平臺。例如，文化教育平臺的構建。應打破學校教育的封閉性，使學校與社會、課堂與實踐基地形成雙向互動，博物館、紀念館、歷史遺址、市民活動中心以及社區等第二課堂的功能進一步得到發揮和拓展。又如，文化參與平臺的構建。應當使多元力量特別是社會力量，參與到文化的治理、服務和教育之中，構建起政府、社區、社區中的各類組織共同參與的文化建設格局。再如，文化互動平臺的構建。文化建設使不同部門、組織、群體和個人形成“復合”，使其各自的優勢得到協調和發揮。這一過程可促進個人、群體、組織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從而提供相互利益和價值達成共識、促成民意基本一致性的條件和基礎。

　　文化建設應當形成高端與基層之間的持續不斷、多階往復的過程。在高端的理念和價值層面，應倡導社會共同性、意義共同性以及共同理想與共同追求，使之成為國家、社會和民族的生存理念、精神家園、崇高追求和恒久理想。在基層的微觀和日常層面，應通過于微見著的文化建設，使高端理念和價值真正地融滲于社會生活中。文化建設如何在基層社會中落地生根，使之服務化、生活化、日常化，從而習慣化、行為化、大眾化，將是一項任重道遠的課題。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關于我國社會轉型加速期個體安全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負責人、中央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