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弟子記孔子的漁獵活動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孔子釣魚而不用網具斷流捕魚，射鳥而不獵擊歸巢之鳥，這在當時必是異于常人之舉，故被其弟子極珍視地記錄下來。

　　孔子如此行事，舊注多以仁愛釋之。朱熹在注釋本章時就引洪氏語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此解雖不夠全面，卻并不十分牽強。《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的話說：“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將剖腹取胎、竭澤而漁和覆巢毀卵視為不義之舉，就明顯來自道德視域。以此解讀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既可見其對獵取動物的矛盾心理，又表明了不盡物取之的節制態度，是生態倫理意識的萌芽。

　　《孟子·梁惠王上》記有一則故事，也反映了這種意識和情感。齊宣王看到有人牽著牛從殿下走過，便問這牛的用途。得知是準備宰了祭鐘，看那牛哆嗦可憐的樣子，就表達了不忍之情。視此，牽牛者說：“那就廢除祭鐘這一儀節吧！”齊宣王說：“那怎么可以廢除呢？用只羊來代替吧！”以羊代牛，不明真相者以為齊宣王吝嗇，齊宣王自己也無法說清此舉是出于什么心理，而孟子則將其概括為“仁術”即仁愛之道，視為齊宣王可行仁政而王的證明并極力鼓勵之。

　　從“殺生”的角度看，用羊與用牛是五十步與百步的關系，孟子亦有同見。孟子肯定齊宣王的，是他“不忍其觳觫”而產生的惻隱之心。孟子解釋說：“是乃仁術也，見牛而未見羊也。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所言，雖從動物保護的弘旨看有些狹小，卻符合常人的體驗。記得小時候，我爺爺在生產隊當車夫。在其所馭之馬年老體衰時，生產隊決定將其宰殺，將肉分給社員食用。盡管當時很困難，吃肉是一件難得之事，但我爺爺不僅在這匹老馬被宰殺的前夜與之相伴、流淚，而且在宰殺時離村出走，宰殺后拒不領受馬肉。這一來自童年的記憶，令我想起便心中作痛。

　　孟子認定惻隱之心是“仁之端”即仁的萌芽，故在齊宣王以羊易牛的問題上借題發揮，據此引導齊宣王樹仁心，行仁政，可謂用心良苦。孟子所言，雖指向在政治，但也同時體現了與孔子相若的生態倫理意識。從古至今，出于生存需要，人類以一些生物為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殺生時產生不忍之情，從而有所選擇有所節制，是人有別于動物世界，或人之所以為人的表現。孟子曾總結說：“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朱熹注“愛物”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將愛人與愛物聯系起來但不等量齊觀，主張取之時用之有節而非不取不用，從自然秉賦和人類生存需要看，是符合實踐理性的，盡管不能令動物保護主義者滿意。如果多數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會在減少血腥、維護生態平衡的同時，使人類保有一些對自然萬物的溫情和敬意。

　　從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到孟子的“仁民而愛物”，雖如后儒所見，是仁者之心的體現，但僅此尚不能體現孔、孟此一主張和行為的全部價值。《呂氏春秋》、《淮南子》和《水經注》均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孔子的學生宓子賤被魯君任命為亶父（今山東單縣）宰，三年后，孔子派另一名學生巫馬旗去考察他的政績。巫馬旗喬裝夜入亶父后，見一夜漁者捕到魚后又放回水中，便問其故。夜漁者說：“我放回的是小魚。我們的地方官宓子賤要求在小魚長大后再捕，所以放了。”孔子聞聽巫馬旗的匯報后十分高興，認為宓子賤治邑有方，可擔當大任。

　　宓子賤要求漁夫捕大放小，與孔子不一網打盡、不傾巢盡剿一樣，都是為了保持生態平衡，為了防止因一時之利而喪失長遠利益，是可持續發展觀的肇始。孟子直接承襲了這一主張，他在與梁惠王對話時指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比較可見，孟子的主張與孔子師徒是一脈相承的，且更為明確而完善。孔孟之后，這一主張得到廣泛認同。在記錄宓子賤治亶父事跡的《呂氏春秋》中，就有一年四季應如何保護利用山澤資源的具體規定，如《孟春紀》中的“禁止伐木，無覆巢”，《仲春紀》中的“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等。這些認識和主張世代相襲，許多成為政令，或人的自覺行為。

　　以仁愛之心待物與可持續利用，是孔子和孟子倡導之生態倫理的兩個重要支點，是德性與理性的結合。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儒家生態倫理主張，既堅持了“天生百物人為貴”的人本主義，又反對了對自然萬物的漠視與任意宰割；既倡導人對自然的愛護與尊重，又沒有阻止人們為了生存和發展需要對自然的有節制利用。堅持這兩個方面，既可防止狂妄自大的人類中心主義，使人類對自然萬物懷有感恩之情與敬意；又可避免極端的泛道德主義，使人類陷入狹小而自虐的境地。

　　在處理人與物、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儒家的最高理想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和“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易·乾·文言》）。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天人合一”。

　　社會發展到今天，如何既有效地利用自然又有效地保護自然，既滿足人的生存需要又有效地保護動物，是現代社會面臨的重大課題。由此回望，早在2500年前，在人與自然的矛盾遠沒有近代以來這樣凸顯的情況下，孔、孟和儒家學派能夠產生并提出“仁人愛物”和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主張，充分體現了他們的遠見卓識和大智慧。在我們言必稱科學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時，重溫這些來自遠古的識見，當會使我們肅然起敬，并將汗顏化為解決問題的實際行動。

　　（作者單位：營口市人大常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