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哲學的創新有兩大資源，即社會現實資源和哲學史的思想資源。對哲學自身的發展邏輯來說，哲學史的思想資源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而作為哲學的主干學科，哲學史研究的創新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哲學的創新和繁榮。然而，現實的哲學史研究卻并不盡如人意。

　　從學科格局來說，哲學領域如同其他領域一樣，形成了細致的學科劃分，在這種細致的學科劃分下，我們對哲學研究人員進行了學術分工，把每個人都固定在哲學之下所謂的“二級學科”、“三級學科”內，甚至某個流派、某個人物。于是，這樣一種研究，就研究主體來說，導致了理解視域的局限；就研究的對象領域來說，則導致了學科領域的隔絕。

　　在這種學術分工中，特別哲學史研究和哲學理論研究的分離導致了更嚴重的學術弊端。

　　首先，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理論研究的分離，就使哲學史無法與普通的歷史研究區別出來，哲學史研究變成了一種繁瑣的資料（文本）考證和思想考證，變成了一種與歷史學中的“編年史”研究相類似的哲學家的思想傳記——思想的編年史。哲學史研究變成了注解，甚至僅僅變成了哲學史文獻的翻譯。在這種層面上，我們的西方哲學研究是一種無思想的研究，它只能局限于國內學者間對話，而無法進行國際間對話——因為我們的研究與國外學者的研究不在同一層次上。

　　其次，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理論研究的分離，也使哲學研究變成了缺乏哲學史基礎的空洞的思維抽象。這種空洞的思維抽象由于不能把自己的研究奠基于哲學史的基礎之上，因而不能站在哲學歷史發展的前沿，充分汲取哲學史的精華而變得空洞、落后，同樣無法與當今世界前沿哲學平等對話。

　　哲學史研究和哲學理論研究的分離甚至引起了兩個從業群體的對立：從事哲學史研究的人認為搞哲學理論研究的人并不掌握真正的哲學知識；研究哲學理論的人則認為搞哲學史的人沒有自己的思想，脫離現實、不切實際。

　　如何克服這一弊端，使哲學史成為哲學創造的源泉，實現哲學史研究的創造性轉換？

　　我認為，最根本的，是應當轉換對哲學史本質的理解。關于哲學史的本質，國外哲學家有很多理解。如有的哲學家把哲學史與科學史進行對比，認為哲學史不具有科學史的進步性質，它本質上應當是一種藝術史；有的哲學家認為，哲學在本質上是人類不同氣質沖突的歷史，他們列舉了主要的兩類氣質即剛性氣質（唯物主義）和柔性氣質（唯心主義）；還有的認為哲學史不過是語言的錯誤使用所形成的形而上學的歷史。我認為，在這些理解中，第一種觀點實際上沒有深入地理解哲學史的進步問題；后兩種觀點則失之膚淺，他們都沒有涉入到哲學史表面形態的背后，沒有從哲學與人的存在的關系理解問題。

　　何謂哲學史？這一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即何謂哲學，因為哲學史不過是哲學的歷史性展現。哲學與科學是根本不同的。哲學存在于每個人的生存之中，所以，我們不能說每個人都有一種科學，卻可以說每個人都有一種哲學：每個人都有一種以終極價值為核心的認識和行為“框架”，以整合生存的具體認知和行為。所以，從生存論上說，哲學與人的存在緊密相關。如果說，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哲學作為文化的“硬核”，則關聯著人的本質的存在方式。何謂哲學史？哲學史乃是以歷史形式展開的人類本質存在的觀念形態，或者說，哲學史內在地蘊涵著人的歷史性存在。因此，哲學史并不是普通歷史學的一個分支，恰恰相反，哲學史就是不斷生成的哲學。正如人的存在的歷史性一樣，哲學作為人的本質的存在方式，也必然表現為哲學史，因此，哲學史并不是死的歷史，而是富有生命力的活的歷史。哲學即哲學史，正如黑格爾所說，“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這正是哲學與哲學史同一性的本體論根據。

　　在這樣一種理解下，我們就可以在哲學史研究中實現一系列轉換：

　　首先，應當轉換哲學史的研究視域。

　　傳統上，哲學史研究往往是一種歷史學范疇的研究。在西方歷史學界，存在著一種對歷史是采用“歷史學研究”方法還是“歷史哲學研究”方法的爭論——這實質上是存在于歷史學和哲學之間的爭論。前者代表了歷史學的傳統，它強調歷史的客觀性和實證性，反對對歷史進行哲學的思想性研究。可見把哲學史納入歷史學范疇就是把哲學史當做一種客觀的、“是其所是”的既成的知識體系，把哲學史的內容凝固起來，進行思想“考證”式的研究。這種研究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僅止于這種研究是不夠的，它還沒有進入到哲學研究，僅僅是哲學研究的準備階段。

　　所以，我認為，要把哲學史置于哲學研究的視域里，對哲學史進行哲學研究，并通過這種研究去把握內在于哲學史的人的歷史性存在。這要求我們要從哲學史研究的歷史學的、“科學”視域，轉換為一種哲學的闡釋學視域。

　　其次，應當轉換哲學史研究的方法。

　　哲學史研究就是哲學研究，一是體現為哲學研究的“史”和“論”的統一性。“史”和“論”的分離是資料整理與思想創造的分離。實際上，哲學史研究就其傳統的研究方式和結果而言，只是為哲學研究提供一種思想資源和借鑒，哲學理論研究則屬于思想創造。但是，這樣一種“史”、“論”分離的研究格局卻把統一的思想過程——思想創新和創新所憑借的思想資源一分為二，使哲學史研究變成了單純的學術研究乃至單純的資料整理；使哲學研究變成了空洞的奇思冥想——這種奇思冥想由于缺乏哲學史思想資源的營養和啟迪，往往處于落后狀態。所以哲學研究的“史”和“論”應當是統一的。二是體現為側重于思想性和創造性的哲學闡釋學的方法。這種方法要求我們在哲學史研究中，應當形成與哲學史及哲學史上思想家的真正的思想交流和對話：就如同研究者與歷史上的哲學家在討論問題。在這種交流和對話中，真正把握哲學史或歷史上哲學家提出的根本性問題，這些問題的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把哲學史上的哲學問題，在現代的視域里予以豐富、拓展、深化和解決，通過“視域融合”實現哲學史的創新。

　　再次，應當轉換哲學史研究的目的。

　　哲學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在歷史學范疇里以及在傳統的學術分工格局里，哲學史研究的目的僅在于把哲學史上思想家的思想“研究”清楚，在于把哲學史或歷史上哲學家思想這一“客觀”的知識體系清楚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但在對哲學史本體的新的理解基礎上，在轉換了哲學史研究的理解視域及其研究方法后，哲學史研究的真正目的，也就變得清晰了。

　　在哲學史研究形成的新的闡釋學的對話關系中，哲學史不再是一堆死寂的哲學思想化石的堆砌，而是一條流動的河流，一條富有生命的思想之川，雖古老而日新。這種富有生命的思想之川在本體論上內涵著人的存在的歷史性和無限的超越性；在認識論上，是要把哲學史的哲學問題或者歷史上哲學家的問題在現代的視野里加以拓展和深化。這恰恰表明了人的歷史性，表明了哲學史的生成性，這種生成性使哲學史成為一個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哲學史。哲學研究的目的不再僅僅是形成哲學家的思想傳記，而在于賦予哲學史以一種生命力，使哲學史成為生長的哲學史，成為不斷重建的、發展的哲學史。

　　我認為，經過如此轉換的哲學史研究才能真正進入哲學創造的領域，才能成為創造性的哲學史研究。因而，哲學史研究也才能與哲學研究統一起來，為哲學的創新和繁榮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哲學院文化哲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