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梵語詩學領域耕耘數十年，完成《婆訶婆羅多》、《梵語詩學論著匯編》、《印度古典詩學》、《印度古代文學》等諸多原創性的科研成果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中心黃寶生研究員近年來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對佛經的梵漢對勘與研究上，組織國內有志于從事梵漢佛經對勘的學者，編輯出版《梵漢佛經對勘叢書》。在不到5年的時間里，數易其稿，先期完成了其中的三種，包括《入楞伽經》、《入菩提行論》（佛教界通常稱之為《入菩薩行論》）與《維摩詰所說經》，新近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隊伍建設”的階段性成果，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給國內的梵學與佛教研究界提供了三種重要的參考著作。
　　梵漢佛經對勘
　　價值重大意義深遠
　　眾所周知，佛教傳入中國近兩千年，長期與中國文化交流融合，與儒家、道家鼎足而三，成為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義，大批譯自梵文的佛教典籍也成為傳統典籍中最可寶貴的文化財富。佛經翻譯在中國歷史悠久，積淀豐厚，歷代僧徒對梵漢佛典的言語差異、文體風格，以及轉梵為漢的方法和技巧，都有深入的體會和具體而微的探討，梵漢對勘也由此成為佛經翻譯、解讀與傳播過程中的一項基礎工作與重要手段。
　　從成規模的佛經翻譯工作出現，梵漢對勘即粗肇其端。隨著大量梵夾的傳入、多種譯本的出現，通過梵漢對勘確定經文正詁，成為漢地義解僧注釋、講解佛典時習用的方法。唐代華嚴法藏在撰寫《華嚴經探玄記》時，即以《華嚴經》的三種梵文寫本與佛陀跋陀羅的漢譯本勘對，以論定其中的是非訛誤。除佛經翻譯與注疏之外，唐代還出現了許多梵漢雙語對照的佛經讀本，對于當時人們了解梵漢佛典的異同甚為便利。當然，由于宗教因素使然，中國古代的梵漢對勘基本上是藉梵文原本勘定漢語譯本。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呂澄先生在主持《藏要》的校勘工作時，充分利用當時國外學者整理出版的梵文佛典，諸如《金剛經》、《妙法蓮華經》、《金光明經》、《華嚴經十地品》等，與漢語譯本互校，論列其異同是非，開啟了現代學術意義上梵漢佛經對勘的先聲。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整體學術環境的限制與梵學人才的缺乏，呂先生開創的這種研究方法并沒有得到繼承與發展。
　　時隔半個多世紀，黃寶生先生承前人遺緒，在重張佛典梵漢對勘工作時，有著非常明確而強烈的學術考量與文化關切。他認為，梵漢佛經對勘不僅對于解讀漢譯佛經與梵文原典以及對于佛經翻譯史和佛教漢語研究等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而且對于彰顯漢譯佛經的價值，提升漢傳佛教的地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泛而深遠的意義。
　　先期出版的這三部佛典在中國佛教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與獨特的價值，從古至今，數經傳譯，受到教內外讀者持續而廣泛的關注。有鑒于此，黃先生以梵語原本的現代漢譯為基礎，把同一經典的不同文本（梵與漢、古與今、經與注）置于其視域內，詳為比對勘定，將其整合成內容豐富而實用的對勘本，既便于初學者入門之用，又可作為專業研究者參考。
　　三部佛經今譯力求信、達、雅
　　就其著述體例來看，這三部對勘著作都是由梵文佛經原文、現代漢語今譯、古代漢譯和對勘注釋四部分組成，具體而言，就是將前人整理校勘過的梵文佛經原文按照自然段落排列，依次附上相應段落的現代漢語今譯和古代漢譯，并將梵、漢文本間的文字訛誤與差異，以及梵漢文本中涉及到的特殊詞語注釋出來。在具體操作時，對勘者又根據自己的學術專長，針對每部佛典在內容、傳譯與影響上的差別，對上述各項內容有所側重，以便于讀者從中獲取更為豐富、精準的文本信息。
　　梵語作為印度古典時期高度規范化的通用語言，其句內或復合詞內的曲折變化頗為復雜，詞與詞之間的邏輯關系往往通過語法形態的豐富變化體現出來，語法形態的細微變化直接影響到詞與詞之間的表述關系，因此，“信”應該是梵文今譯時首要遵從的原則。作者在梵語詩學領域耕耘有年，對古典梵語文體有精準的把握，翻譯經驗積累深厚，因而對三部佛經的今譯都能很好地把握“信”的標準。在此基礎上，作者又依據每部梵文原典的具體內容與文體風格，在信、達、雅三種不同的譯文風格上有所偏重。
　　《入楞伽經》在中國佛教典籍中是最難讀的經典之一，其內容豐富，義理深奧，是印度法相唯識系與如來藏系的重要經典，與漢地的禪宗與法相唯識宗關聯緊密，也與藏地寧瑪派的“大圓滿”法門密不可分。由于通行的漢譯本文字簡古，頗多隱晦生澀之處，因此黃先生在翻譯本經時，更強調“信”的原則，首先厘清梵本經句的語法形態與邏輯關系，然后與三種漢譯本勘對，將經文中陳述的佛教義理，用準確流暢的現代漢語翻譯出來。也就是說，在涉及到義理層面時，譯者更強調梵本原典中所表達的語義關系，強調詞與詞之間的邏輯關聯。
　　針對寂天所著的《入菩提行論》，黃先生考慮到已有的古代漢譯本“譯文拙劣，錯訛甚多”，在翻譯時更側重“達”即簡潔曉暢的原則。應該說，這種翻譯風格非常符合寂天的治學特點及其文風。寂天是公元8世紀印度中觀派的著名論師，受當時印度逐漸興起的俱生（易行）乘思想影響，學行并重，廣博守約，其深邃的哲學洞見往往通過灑脫、平淡的文字展示出來。由此而言，黃先生在翻譯此論時所堅持的“明白順暢”原則，恰恰是對寂天原文風格的精準把握。
　　《維摩詰所說經》“富有思想創造性和藝術想象力，思辨恢宏深邃，議論機智詼諧，敘事生動活潑”，在中國古代先后出現過7種漢譯本，其中鳩摩羅什譯本與玄奘譯本分別代表了不同翻譯風格的高峰，尤其是什譯本“文約而詣”、“旨婉而彰”，深受中國歷代文學之士的喜愛。如何把握今譯的文風，就頗具挑戰性。基于梵漢文本的對勘，今譯者對兩種古代漢語譯本作了充分的“同情之了解”后，形成一種雅潔簡明的譯風，其文約，其意遠，其詞潔，其義豐，經文中濃郁的文學色彩也隨之躍然紙上。
　　對勘注釋導言特色鮮明切中肯綮
　　在梵漢對勘的注釋方面，此三書也各具鮮明的個性化特點。注釋是梵漢佛典對勘成果的直接體現，其內容與校勘學中的校勘記差可類似，它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訂正梵文佛經校刊本和漢譯佛經中的文字訛誤，或提供可能的合理讀法。二、指出梵文佛經與漢譯佛經的文字差異之處。三、指出漢譯佛經中的誤譯之處。四、疏通漢譯佛經中的文字晦澀之處。五、詮釋梵文佛經和漢譯佛經中的一些特殊詞語。從上述五個方面，可以看出黃先生從事梵漢對勘工作，大致是按照廣羅眾本、辨其異同、勘定訛誤、疏釋文義與名物的步驟與方法進行的。在文本的選擇方面，梵文佛經原文通常選用已經整理出版的校刊本，有多種校刊本時，則選定最新的校刊本為底本，其他的校刊本用作參考；漢譯本選取在古代最通行和最接近現存梵本的譯本一至兩種，其他譯本依據對勘需要用作參考。這種處理方式，既吸收了國外學者在梵本佛典整理方面的最新成果，又考慮到漢語譯本在中國傳布的實際情形；在具體操作時，通常把每一部經典的梵漢原本與譯本置于同一層次，互為準的，論列異同，勘定是非，并將梵、漢諸本間的異同、是非、訛誤以注釋的方式標出，而不是逕改底本或原文，甚便于研究者使用。注釋中除了校訂文字異同訛誤外，更多的內容是對經文中的特殊詞語，諸如詞義晦澀的佛教專有名詞、印度古代特有的名物術語、不合乎語法規范的佛教混合語詞一一校釋，如是等等，往往會讓讀者有豁然貫通、疑義冰釋的感覺。
　　梵本原典的現代漢語今譯與梵漢對勘注釋是這三部著作的主體內容，置于各書前面的導言則是作者在完成整部書稿后，撰寫的頗具開創性與啟發性的引論。就其內容來看，三書的導言都是按照漢梵文本的介紹與比較、時代與內容、在中土的傳習與影響、校勘的體例與原則等次序來展開的。不過，在具體到各部經典時，作者又會根據它們在佛典成立史、佛教思想史、佛經翻譯史和佛教漢語研究中的地位與影響，對其中的各部分作長短不一的討論，對許多前人聚訟未已的論題、忽略已久的問題，以及學科前沿中的新領域、新話題，提供了許多新鮮而獨到的見解與視角。導言中涉及的各種論題，都是作者基于梵漢對勘，絕知躬行得出的結論，故能言之鑿鑿，切中肯綮，充分展示出佛經梵漢對勘工作在佛學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價值與意義。
　　除上述三部佛典之外，“佛典梵漢對勘叢書”收錄的還有《方廣大莊嚴經》、《佛所行贊》、《八千頌般若經》、《法華經》、《金光明經》、《十地經》、《喜金剛本續》等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突出地位與影響力的佛教典籍，其承擔者除黃寶生先生本人外，主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潛心梵學與佛學研究多年的中、青年學人承擔。在未來幾年，上述各部對勘著作會陸續問世，屆時中國的梵學與佛學研究領域必然會煥發出全新的生機與景象。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隊伍建設”課題組成員、中國社科院梵文研究中心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