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巴兆祥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批準號為02CTQ003），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地方志是我國特有的文化遺產和珍貴典籍，其流傳十分廣泛，不僅在國內，而且還大量流散國外。其中，日本收藏中國地方志數量之多，質量之好，在海外首屈一指。日本搜集中國地方志的歷史相當久遠，到近代因侵華的需要更是肆意搜集、擄掠。目前國內外學術界盡管對日本的方志搜集研究已有涉及，但還很薄弱。該成果是較為全面、系統研究這一課題的學術著作。

　　一、主要內容

　　（一）地方志流傳日本的方式

　　該成果將地方志東傳日本分為17－19世紀中葉、20世紀初至中葉兩大時段，重點論述了地方志流傳到日本的三種方式：

　　商人貿易。第一章主要探討了17－19世紀中葉日本輸入方志的歷程與總量、輸入方式、價格，以及到日本后的主要流向。成果認為，此時段流入日本的志書數大約有1245部左右，中日間的方志貿易屬于一種半公開的走私貿易，日本方掌握著方志貿易的主動權。第二章首先把地方志放在近代中國內憂外患、動亂不定的背景下，分析了20世紀初至中葉地方志流散的四種形態，方志圖書市場與北平、上海等集散中心的形成，然后論述了日本書商的方志經營活動，與中國書商的供需關系，方志在日本國內的價格波動情況，還通過對比中日方志市場價，以推測日本書商經營地方志的利潤率。

　　直接來華或在華搜集。成果第三、四章集中論述了近代日本來華或在華大肆收集、收購地方志有兩種情形：其一是文化機構。文中先后論述了東亞同文書院、滿鐵大連圖書館等在華日本文化機構，東洋文庫、東方文化學院等在日文化機構的方志搜集、劫取購活動，并對靜嘉堂收購陸心源“皕宋樓”、外務省劫購徐則恂“東海樓”方志藏書進行了重點解析。有關“皕宋樓”的流失過程，對現有成果作了七方面的史實補充與澄清。對外務省劫取“東海樓”藏書，該成果首次利用日本外交檔案，系統探討其劫取的過程、合同條款、價格，偷運出境的方式。其二是外交官、律師、教習、學者和留學生等“中國通”。他們當中有些是以自己需要而收集方志，如藤田豐八、內藤湖南等，有些則是為日本的文化機構收集，如島田翰、長澤規矩也為靜嘉堂，倉石武四郎替東方文化學院京都所等。

　　掠奪。日軍侵華期間，掠奪是日本侵占中國方志等漢籍的主要方式之一。該成果列舉了日軍在江南地區的方志擄掠，重點探究了日軍參謀本部、國策機構“東亞研究所”、外務省特別調查班的方志掠奪行徑，并對戰時的日本擄掠方志數量作了統計，以事實回應日人的“奪書曲論”說。

　　（二）東傳方志在日本的流動及其產生的影響

　　該成果首次歸納了方志東傳日本后的四大流向：一是向御用圖書機構集中。17－19世紀中葉，唐船運到長崎的方志主要入藏幕府紅葉山文庫。明治維新后，舊藏家的珍本方志主要被奉獻給皇室圖書寮。二是匯流于公共圖書館。流入方志最多的是帝國圖書館及其前身東京書籍館。三是向大學匯集。雖批量流入不及公共圖書館，但流入之次數、舊藏家之多是公共圖書館所不如的。四是流向著名私家文庫。經過多年的聚散與流變，日本已經形成了以東京、京都為中心的兩大方志收藏聚集區。對方志收藏聚集區內的東洋文庫、國立國會圖書館等重要圖書館的方志收藏特色，該成果予以揭示。

　　地方志對日本文化事業產生的影響也是該成果重點研究的內容。成果認為，方志東傳日本一方面拓展了日本學術的研究領域。日本學者不僅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諸問題，而且還興起了對方志學的研究，主要表現在方志目錄整理、探討方志資料的利用、對方志本體及其發展過程的認識。另一方面，效法中國的做法，移植中國修志理念、采用方志用語和體例而編纂“日本版”的地志，從而也使地志編纂成為日本文化的一個傳統。

　　（三）日本收藏地方志的現狀及價值

　　對日本收藏地方志的現狀，1969年國會圖書館參考書志部曾出版《中國地方志總合目錄》，著錄國會圖書館等14家日本主要圖書館、研究所所藏方志2860余種，但也存在明顯的不足。除有著錄編纂者、版本等方面的差錯外，最大的問題一是收錄的圖書機構太少；二是對已著錄的圖書館也有缺漏，如國會圖書館中原陸軍總參謀部移管的地方志就沒有收錄；三是按民國政區編排，無法與現代政區對應，而且有些藏書機構已發生了變更。鑒于該目錄未能全面反映日本收藏地方志的現狀等問題，該成果重新調查，最終著錄日本53家圖書機構與文庫收藏方志4028種，基本反映了日本收藏地方志的現狀。其調查面之廣，收錄圖書館之多，著錄方志數量之大，為國內外首見。

　　從調查看，中國所有省份都有志書流失日本，各省區志書流失的比例多在30－70％之間。其中不見中國收藏的孤本有179種，國內殘缺而在日本全帙的有71種。對孤本志書，成果第五章以（萬歷）《寧國府志》、（崇禎）《嘉興縣志》、（泰昌）《全椒縣志》等6部志書為例，重點解析了孤本志書的內容、體例、流傳日本的過程及其在文獻學、史料學上的價值與意義。

　　二、基本觀點

　　第一，17世紀以來日本搜集中國地方志的歷史分兩大階段。19世紀中葉以前日本收集中國地方志主要是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和地方管理，以及部分經濟作物、藥材的國產化。此后除部分為純學術研究外，主要是企圖通過方志收集各方面資料，為其侵略中國的國策服務。

　　第二，19世紀中葉以前，日本主要通過商業貿易的方式獲取方志。19世紀末至抗戰全面爆發前，方志流傳日本，既有書商的輸入，也有贈與，但主要是日本利用“庚子賠款”舉辦所謂“對支文化事業”，利用其文化機構與來華人員，以購買為幌子，對方志進行搜求。全面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則赤裸裸地擄掠。

　　第三，19世紀中葉以前，方志是在中國正常的流通中為商人收集而舶載日本的，購藏的僅是幕府、大名和部分學者，方志的輸出量有限。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一方面因戰亂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方志大量散出；另一方面，日本自甲午之戰勝利后，對中國覬覦日益迫切，方志的需求者愈來愈多，它們以強大軍事、經濟勢力為后盾，大肆搜集、劫取、掠奪地方志，方志多以非傳統方式流失日本，其規模前所未有。

　　第四，在19世紀中葉以前的江戶時代，推動地方志收集最有成績的為將軍德川吉宗、加賀藩主前田綱紀、佐伯藩主毛利高標、大學頭林述齋四人。就收藏量而言，幕府紅葉山文庫最多。就志書版本而論，加賀藩主前田綱紀收集方志要早于將軍德川吉宗，版本也好于德川吉宗的紅葉山文庫。19世紀末以后，日本有方志收藏的機構很多，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京都研究所所藏方志有相當部分是所謂的“對支文化事業”搜求的結果。而東洋文庫、東京帝國圖書館則是庫藏方志增長最快的圖書館。

　　第五，戰后為盟軍確定的收藏有非法掠奪圖書的帝國圖書館、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東洋文庫等9家圖書館，盡管因資料所限，目前尚無法一一弄清其曾經收藏的劫來方志情況，但僅據現有的調查資料可以肯定東京帝國圖書館是最大的劫來方志收藏單位。

　　第六，當前日本收藏方志的機構遍布各地，形成了以東京、京都為中心的兩大方志收藏區域。就各機構收藏方志的質量而言，從區域上看，以東京的尊經閣文庫、公文書館、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書陵部、靜嘉堂文庫為好，從圖書機構類型看，公共圖書館收藏的質量較高，大學圖書館多為普通本。

　　第七，方志流傳日本后，給日本的文化事業帶來了不小的影響。如在地志編纂方面，從江戶時代直到明治初期，日本的地志基本是仿效中國方志而編的，明治末后有差異，然也有借鑒。而且，方志的東傳還推動了日本方志學研究的初興、方志資料的整理與利用。

　　第八，中國流散日本的方志遍及中國各省區，但以華北及東南沿海省區為主。日本收藏方志的數量和質量除國內的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外，其他省區的圖書館都難與之匹敵。

　　三、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該成果系統、全面地研究了中國地方志是如何流傳日本的，日本為何長期不懈搜集地方志，在日本的地方志收藏現狀，以及地方志對日本文化事業的影響，拓展了文獻學研究的新領域，提高了漢籍外傳史研究的深度。其學術價值在于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中日兩國特殊的政治、文化關系，解決了中日關系史上一個重大的學術問題，有助于文獻學、圖書館學、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的學科建設；另一方面，摸清了在日本的方志資源，便于我們有選擇地將最有價值的方志，通過各種方式讓其回歸祖國，方便學術研究利用。

　　近年日本社會的右傾化有所抬頭，日本學術界也時有否定日本侵略罪行的論著出現。該成果以詳實的資料與大量的證據對日本侵華的方志掠奪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它既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揭露，也是對部分日本人否定戰時掠奪中國圖書的相關論說的有力批駁，同時是對抗戰勝利的一種很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