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鄧曉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語方言研究與語言接觸理論的建構》，于1999年5月立項，2003年9月結項，其最終成果是專著《語言的關系與語言的分類》。該成果研究語言的關系和語言的分類問題，運用自然科學的新方法來區分語言的歷時和共時的關系，這是語言學科最具挑戰性和前沿性的課題。現將該成果的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摘編如下：

　　一、南方漢語方言的發生和接觸關系----以閩客方言為例。

　　長期以來，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研究，奉行的仍然是傳統的歷史主義演化論理論：認為閩客族的方言文化特質及其地域性變異是北方漢人南遷的結果，其呈現出多樣化的地域性方言變體可以從漢人入閩的時代層次不同來解釋，或者是由于閩客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來源不同。這種理論觀念在中國語言學研究領域占據主導地位。

　　但是，本課題組在研究華南的語言分區時，驚奇地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即現代福建方言的分區，竟然跟福建史前文化分區完全重合。這使課題組重新認識占主導地位的傳統史學的觀點——福建漢人社會是中國北方（中原）漢人自六朝以來“衣冠南渡”的結果，并開始懷疑這種觀點的可靠性。與此相對應，課題組認為，地域文化傳統決定閩、客、畬族群方言文化的多樣性和變異性及地方性。解釋漢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要充分重視地域文化傳統的因素。以往學者往往使用“祖先同鄉說”的觀點來解釋閩、客、畬的族源問題；在研究閩、客、畬族群方言文化特質時，只注重傳統歷史主義的進化論或傳播論，這種一元化的“線性理論”，很難解釋閩、客、畬族群的方言文化的多元性現象。本研究認為閩、客、畬之間的族群互動關系以及族群文化認同和地域共同文化傳統是決定閩、客、畬族群文化性質的關鍵。而作為主流文化的“漢文化”入閩，經過“地方化”、“在地化”后，形成了福建境內的三大族群，這應是我們解釋福建文化共性和特性的理論根據。我們認為閩南族群是在中原漢人自漢、六朝、隋唐三次大規模入閩后，與沿海的當地土著民族——南島民族發生文化互動關系，經過“南島化”即“在地化”后所形成的獨特族群。客家則是宋元時北方漢人與當地土著畬族互動融合而形成的“合成”族群，客家話中仍保存著大量的苗瑤語族、壯侗語族詞匯，客家文化中保存著許多重要的非漢族的畬文化因素。而畬族的漢化是通過“客家化”過程來實現的。畬文化是苗瑤、壯侗、客家在不同歷史層面上多元互動而形成的。其族源不能用一元化理論框架來解釋。閩、客雖都來自中原漢人，但入閩的時間、地域不同，特別是“主流文化”“在地化”“地方化”的過程不同，族群互動的對象不同，成為分立的族群，其不同的文化個性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適應，可從母文化、自然生態環境及族群文化互動過程三方面獲得解釋。

　　本成果首次提出客家話有100多個最常用，最具有客話特色的基本詞匯跟苗瑤語、壯侗語同源，反映客話的詞匯系統有跟南方土著民族語言“混合”的特性，從而論證了客家話是北方漢人南遷至閩粵贛交界地區后跟當地土著畬族產生文化互動而融合形成的，而并非傳統學術界所認為的完全是北方漢語的線性“移植”。這說明不能用一元化的理論來解釋畬族及畬語的形成，其形成應是多元的；客家話及畬語有三個來源：苗瑤語、壯侗語和北方漢語，其中苗瑤語的成分更大些。

　　而關于畬族的來源問題，學術界的意見主要有二種：即來源于古百越土著民族的“土著說”和來源于洞庭湖“武陵蠻”苗瑤語族的“外來說”。這兩種意見相左，非“土著”即“外來”。客話跟苗瑤、壯侗語族的同源詞表明：客話的來源是復雜的，既有外來洞庭苗蠻語言，也有土著原住民即古代百越后裔的語言。客話的形成是“多元一體”的產物。

　　本研究認為：隋唐以來，來自洞庭湖區域的苗瑤語族到達閩粵贛交界地區后，跟當地土著的百越人后裔壯侗語族接觸融合，形成了畬族；自宋元以來，北方漢人南遷到閩粵贛交界地區跟當地的土著畬族發生密切的文化互動關系，形成了客家和客家話。

　　從Swadesh 提出的核心詞的角度出發，認為古閩方言并非完全來源于“六朝江東方言”，古閩、客方言亦非完全來源于古北方漢語。閩、客方言的形成是北方移民語言與土著居民語言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閩、客方言的音韻系統層面為不同時期北來漢語的層疊;但詞匯則受南方土著語言影響深刻。客方言保存江東方言層次。就譜系親緣關系來說，閩、客關系較近，而客、贛方言關系則較遠。

　　本研究主張“漢語非‘漢’”說；反對南方漢語方言形成的古典進化論“單線演進說”。南方文化區包括幾個區域性的文化，構成一個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這是南方漢語形成的基礎。南方漢語的形成既非完全

　　“土生土長”，也絕非完全是“北方遷入”。這是一個多元結構體，是南北族群經過長期的語言文化的互動過程的結果，南方漢語的形成是中原漢文化區與南島文化區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南方漢語具有“地域共同傳統”，即一個地域內的許多不同的區域性文化，彼此之間的交往對于形成這個地域的共同特征具有很大作用。南方漢語保存了古南島語底層。

　　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發生和接觸關系----以苗瑤語族、藏緬語族為例。

　　課題組根據一種語言中的不同的詞匯范疇具有不同的變化程度，即使是基本詞匯的變化程度也不能假定為一種相同的值的理論，認為斯瓦第什的100詞可以用作苗瑤語分類的標準；同時，根據苗瑤語的人文特點，在斯瓦第什的100詞的基礎上，排除借詞等文化接觸方面的因素，補充到111詞，最后，畫出語言數理種系樹形圖，得出苗瑤語言的分類并計算出每對語言之間的親緣距離程度。這種方法是可以用公式來推導，并可反復使用和驗證的。我們比較傳統的分類和其它的用計量方法來研究苗瑤語的分類，認為語言的親緣關系分類不同于語言的親疏關系的研究，詞源統計法并不同于詞匯統計法，前者研究歷時，而后者研究共時。從分類的結果看，我們跟傳統的分類有著重要的分歧之處：我們把苗瑤兩分，而傳統苗瑤畬三分；我們把布努劃入苗語三大方言內，由原來的方言之間分類改變為語言之間的分類，而傳統則苗、布努分立；傳統無法精確計算每對語言的距離程度，憑經驗認為畬跟瑤親緣距離最近，而我們的樹圖則表明川黔滇跟瑤親緣距離最近；我們的數理樹圖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全部12種語言的相互關系，并可以發現一些有意義的問題，而傳統則只能作每對語言的定性比較，無法作數理分析。

　　長期以來，傳統的歷史語言學總是希望通過同源詞的定性分析，從而重建“想象”中的上古音體系，雖然也強調建構各個語言自己的結構系統，但不作量化分析，憑經驗作定性分類，更無法作親緣距離關系程度的數量描述。其結果問題很多，難以完善。運用詞源統計分析法對語言作數理分類，并描述出語言之間親緣距離的程度，這種研究在國內仍屬開創階段，尚無人問津。但毫無疑問，這種方法能夠很好地跟計算機和生物學領域的最新發展的理論和方法相結合，對中國歷史語言學的重新發展極具突破性的意義。

　　同時，我們的研究也在民族-國家理論的視野下，試圖揭示語言跟族源、族群認同、民族識別之間的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分析了語言分類與民族分類的同質性與相異性。

　　傳統的藏緬語族語言的分類只重視語言差異的定性分類，而無法作語言間親緣關系距離程度的量的分析。本文運用詞源統計分析法，對中國境內的藏緬語族語言作出數理分類以及親緣關系程度的描述，并通過樹枝長短來表示距離關系。顯示藏緬語族語言的類簇和分級層次。同時計算出藏緬語族諸語言的時間深度，并分析其形成過程。

　　本研究首次運用詞源統計法作藏緬諸語言關系及其時間深度的研究，與傳統分類相比較，雖然材料和方法不同，但分類的結果與傳統分類大致相同，并能發現傳統定性分類的缺陷，用數理方法測量出語言親緣關系的相關“程度”。同時樹形圖研究證明白語、羌語、土家應當分別獨立為一個語支，這對解決長期以來的學術界因為傳統的分類而產生的爭論，提供一個數理分類的樣品。以100核心詞為對象，計算及分析漢藏諸語言的同質性和多樣性、變異性，語言的同源和接觸等各種復雜關系。計算出藏緬諸語言分裂的年代，其結果與人文科學研究結論大致相同。希望揭示東亞語言與民族演化進程的特殊性以及歷史比較法的局限性。從而提出東亞語言與民族演化進程的幾點思考：1.文化-文明，多樣性與同一性。2.區域文化的交互作用圈理論。3.“主流文化”和“漢化”與“地方化”和“非漢化”的兩條演化路線以及族群、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4.地域文化傳統是語言分布格局的基礎。

　　我們對古藏緬語的形成和演變提出一個假設：古藏緬人來自非洲，經過高加索、中北亞進入中國，但進入的時空不一致，又發生與土著人的雜交融合，形成相對獨立的語言文化系統格局，但經龍山-夏商以來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各個相對獨立的語言文化單元經過換用規則，產生相似性，這便是漢藏語系諸語族形成過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