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學戴慶廈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瀕危語言個案對比研究》（批準號為01AYY005），最終成果是專著《中國瀕危語言個案研究》。課題組成員有：季永海、關辛秋、鄧佑玲、何俊芳、周國炎、田靜、王朝暉、何日莫奇等。

　　《中國瀕危語言個案研究》是國內外第一部中國瀕危語言個案研究的專著，書中所用的語言材料，除了歷史文獻資料外，大多是作者親自到少數民族地區調查的。該書提出的一些新觀點、新認識，對認識語言如何走向瀕危、怎樣認識當今世界出現的語言瀕危現象，具有比較重要的理論價值；對如何正確認識、對待我國一些少數民族語言出現功能衰退甚至走向瀕危的現象，以及如何制定新時期的民族語文方針政策，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

　　該書內容包括滿、赫哲、土家、仡佬、仙島等五種瀕危語言的個案研究。每種語言都有社會情況，語音、語法、詞匯狀態，語言使用情況，造成瀕危狀態的原因和條件，發展趨勢等內容。有的語言如土家語等還附有語法、句子等語料。

　　該書從瀕危語言個案研究中提出了以下幾個認識：

　　一、提出了確定瀕危語言的標準。什么樣的語言才算是瀕危語言？這涉及到對某一語言是不是瀕危語言的定性問題。對某一語言是不是瀕危語言，不能輕率判定，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否則，會把不是瀕危語言當作瀕危語言，或把真正是瀕危的語言漏掉，這樣就不能認清瀕危語言的本質屬性。這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是有害的。中國的瀕危語言究竟有多少？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有20多種，有的認為有10多種，甚至還有更多的說法。說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所用的標準不一，此外還與研究者對瀕危語言的情況未能全面掌握有關。關于界定瀕危語言的標準，過去存在多種不同的觀點。其中主要有兩種：一種主張以語言使用人口的多少作為判斷瀕危語言的依據。但具體到多少人口才算是瀕危語言，意見也還不同。有的認為不超過1萬人，有的認為在5萬人以下。另一種主張是以掌握母語的年齡段為標準，認為40歲以下的人若已不掌握或雖懂一點但已不使用的語言是瀕危語言。這些看法，雖各自都有一定的根據，但若只用單項標準，則難以準確界定，在落實到具體語言時還會遇到一些困難。只依靜態的人口標準是難以劃清瀕危語言的界線的。

　　該書經過個案調查材料的對比研究，提出應當以量化的多項綜合指標體系為依據來判定一種語言是否是瀕危語言。因為瀕危語言現象紛繁復雜，在使用人口、使用范圍、使用功能等方面都會有所反映，所以如果沒有一個量化的、可操作的指標，只依某一單項指標，則難以斷定一種語言是不是面臨瀕危。什么是多項綜合指標體系？任何一種語言都是用來交際的，都離不開使用語言的人。因此，綜合指標體系應該是指與語言功能相關的諸種因素，包括語言的使用人口、使用功能、使用范圍、使用頻率等。其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是最重要的。使用人口少，固然是許多瀕危語言的一個重要特征，但正如上面所說的，使用人口少的語言，不一定非是瀕危語言不可。語言使用功能急劇下降、使用范圍驟然縮小的語言，當它已退縮成少數人使用的交際工具時，可以認為它已面臨瀕危。由此可說，界定瀕危語言不能只依據靜態的事實理據，還應看語言功能的動態演變。動態是事物演變的趨勢和走向，是依事物的內在特點在演變的，所以往往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質屬性。

　　研究認為，綜合指標體系可分為核心指標和參考指標兩類，其中核心指標是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喪失母語人口的數量比例。如果這個民族80%以上的人都已轉用第二語言，并有增長趨勢，其母語有可能是瀕危語言。二是母語使用者年齡段的分布比例。如果這個語言只有中老年人懂得，青少年一代已失傳，這種斷代特征表明它已具有瀕危的先兆。三是母語能力的大小。母語能力的衰退在聽和說上有差異，一般是說的能力比聽的能力衰退快。如果對母語只有聽的能力而沒有說的能力，或說的能力很低，說明這個語言的功能已嚴重衰退，正在走向瀕危。參考指標是起補充、印證作用的，包括母語的使用范圍、對母語的語言態度，以及與語言使用有關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情況。綜合指標體系具有普遍性和適應性，運用到具體語言時在指標的選擇或對號上會有不同。根據以上設置的多項綜合指標來衡量，我國的土家、畬、赫哲、仡佬、滿等語言應界定為瀕危語言。

　　二、提出了造成語言瀕危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本書認為造成語言瀕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語言外部的因素，如使用人口少、分布雜居、族群分化、民族融合、社會轉型等；又有語言本身的因素，如語言表達和語言功能不能適應社會需要、沒有書面文字等。此外還有語言態度方面的，如本族對自己的母語語言的消亡，往往不是由一個孤立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且在諸多因素中，必然存在主次之分，其中會有一個是最重要的，它在瀕危趨勢中起主導的作用。不同的瀕危語言，由于社會歷史各不相同，語言特點又有所差異，因而造成語言瀕危的因素也不會相同。

　　書中分析了制約赫哲語瀕危的因素有：人口少，居住分散；漁獵經濟，流動性大；族際婚姻比例大；近代漢語文教育全面實施等。但在這些因素中，人口少是導致赫哲語瀕危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因素多由此而發。由于人口少，不能不實行族際婚姻，大量的家庭成為不同民族混合的家庭，使保存母語的溫厚土壤發生質變；由于人口少，沒有可能產生本族文字，只能實施漢語文教育。又分析了導致仙島語瀕危的因素有：族群分化，人口少，社會發展滯后，社會轉型，語言接觸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族群分化。又以土家語為例，分析了土家語瀕危的原因是：長期受到漢族的影響，全面接受漢語、漢文化教育；在分布上與漢族形成“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局面，長期處于周圍漢區對土家地區的包圍之中；改土歸流后的社會經濟轉型；民族意識不強，母語觀念淡薄等。這些因素導致了土家族語言選擇的改變。但在上述因素中，最主要的是長期受到漢族的影響并接受漢語、漢文化教育。

　　總之，研究制約語言瀕危的因素，必須廣泛、仔細地分析各種瀕危語言已經產生的各種現象，并經過科學對比，提取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而且，還要進一步分析主要因素與次要因素的相互制約關系。

　　三、提出應該從語言結構特點上認識瀕危語言的特點。語言瀕危的研究一般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研究制約語言瀕危的外來因素，如分析社會歷史、經濟形態、科學文化、民族關系等方面對語言瀕危走向的制約。二是研究瀕危語言在使用功能以及自身結構變化的特點。瀕危語言使用功能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具體語言在不同場合、不同年齡、不同輩分等方面產生的差異，并從差異的綜合研究中獲取總體估量的信息，并從中窺見瀕危語言的特點及其演變趨勢。一種語言進入瀕危狀態，其自身結構的特點會發生變化，但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變化大小如何，不同的語言或同一語言不同階段的情況往往不同。這也是瀕危語言研究的一方面內容。回顧以往對瀕危語言的研究，國內外研究者對制約語言瀕危的外來因素以及使用功能方面的研究比較多，而對后者的研究較少。本書根據實地調查的語料，分析概括了土家語處于瀕危過程中在語言結構上的一些變化。指出土家語的瀕危，在語言結構上的變化是受漢語大面積的影響，在詞匯上反映最強烈、最突出。隨著雙語的普及，漢語借詞已大批進入土家語，而且有不少已進入到詞匯系統的核心領域。除實詞外，仙仁話還從漢語里借用了不少虛詞，包括連詞、副詞、助詞等。研究認為，借詞和本語詞并用是一個突出的特征。由于從漢語吸收借詞來豐富自己已成為大勢，說這種語言的人已習慣于采用這種簡便的產生新詞的手段，因而使用本語詞構造新詞的能力受到抑制。

　　研究認為，瀕危語言受轉用語的影響不同于非瀕危語言。吸收借詞是語言接觸的普遍現象，也是語言詞匯豐富發展的一個普遍使用的手段，但就多數語言來說，借用的詞大多是本族語言中所缺少的詞，吸收借詞是為了補充自己詞匯的不足。但如果本族語言詞匯庫中本來就有的詞放著不用，同時還要借用，這就不是為了補充詞匯而借用，而是為了與轉用語接近而采取的手段，是語言交融的需要。這樣做，雖然是為了調整語言適應社會的需要，但也是語言固有成分功能衰退的一種表現。瀕危語言由于再生能力的減弱，不能不大面積地向轉用語借用詞匯。除了詞匯變化外，書中還分析了瀕危語言語法和語音的變化。

　　四、提出瀕危語言的變化有緩慢型和急促型兩種。緩慢型是經歷較長時間的積累而導致瀕危；急促型是在較短時間內就發生瀕危。二者由于經歷時間長短不同，語言結構變化特點也不同。緩慢型由于轉用語影響的時間長，語言結構的變化大，轉用語成分逐漸浸入語言結構的各個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該成果堅持以下幾點。一是堅持以田野調查為主，搜集文獻材料為輔。為此，課題成員都親自到少數民族地區記錄瀕危語言，在當地分析整理材料。二是以個案調查為本，強調深入的、微觀的調查研究，圍繞個案搜集、分析語言材料。三是以系統論的觀點來研究瀕危語言。這是因為瀕危語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周圍的民族語言存在著密切的關系。而且，制約語言瀕危的條件是多方面的，相互間構成一個系統，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強調從瀕危語言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中歸納不同瀕危語言的演變規律。四是使用計量研究，包括使用人口數量、詞源來源統計、混合詞數量統計、語用統計等。五是從共時差異看瀕危語言的特征。語言瀕危的演變是漸變的，不平衡的。在不同地區、不同場合、不同年齡、不同輩分、不同職業中，語言瀕危的特點都會有不同的反映，

　　本書為中國瀕危語言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具有扎實語料、鮮明觀點的新成果。它是我國瀕危語言研究中的基礎性成果，對于科學地解決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使用、發展問題以及制定少數民族語言規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本書可以成為國家民族工作、教育工作以及語言文字工作的一本有用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