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學徐在國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傳抄古文的整理與研究》（批準號為02BYY042），最終成果為專著《傳抄古文字編》。課題組主要成員有：郝士宏、張通海、張振謙。

　　傳抄古文是指漢以后歷代輾轉(zhuǎn)抄寫的古文字（主要指戰(zhàn)國文字）。傳抄古文的資料十分龐雜，主要見于如下書籍及碑志中：

　　一、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許慎《說文序》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肮拧敝浮肮盼摹�，“籀”指“籀文”，還收有少量“奇字”，“奇字”即“古文”而異者。該成果只收《說文》明確標明“古文”、“籀文”、“奇字”者。

　　二、石經(jīng)古文。孫海波《魏三字石經(jīng)集錄》以收錄魏正始年間刊立的三體石經(jīng)為主，又收有二體石經(jīng)、一體石經(jīng)，還有附錄、補遺。孫書未收者有：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春秋僖公石經(jīng)拓本之一、之二。

　　顧頡剛、顧廷龍輯《尚書文字合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魏三字石經(jīng)集錄》未收者有：《康誥》1761（原載《人文雜志》）、《梓材》1909（原載《人文雜志》）、《立政》2492（潘氏藏拓）、《立政》2500（顧氏藏拓）、《顧命》2688（顧氏藏拓）。

　　邢義田、陳昭容：《一方未見著錄的魏三字石經(jīng)殘石——史語所藏〈尚書·多士〉殘石簡介》，《古今論衡》2，1999年6月。

　　宋洪適《隸釋》著錄魏三體石經(jīng)《左傳》遺字。

　　三、碧落碑、陽華巖銘。碧落碑，唐咸亨元年（670年）立，在絳州（今山西絳縣）龍興觀，拓本有：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　古文四聲韻》所附拓本。施安昌《唐代石刻篆文》著錄的碧落碑拓本，采用故宮博物院藏明代拓本，石未斷，并有釋文。陽華巖銘，唐永泰二年（766年）刻，在湖南江華縣（今江華瑤族自治區(qū)），元結(jié)撰文，瞿令問書，刻于摩崖。前七行序文為隸體，后三十五行銘文，仿魏三體石經(jīng)體例，每字先古文，次小篆，再次隸書。

　　四、《汗簡》。北宋郭忠恕著。體例仿《說文》，按部首排列，分四卷�！皶�名取典古人所謂‘殺青書簡’，是用來標明古文淵源所自，說明古文是來源于古代用以‘書簡’的文字�！�

　　五、《古文四聲韻》。宋夏竦著。此書是在《汗簡》基礎(chǔ)上編撰而成，體例與《汗簡》異�！豆盼乃穆曧崱芬月曧嶋`字，“準唐《切韻》分為四聲，庶令后學易于檢討”。征引的材料比《汗簡》多，有九十余種，收字豐富。

　　六、三體陰符經(jīng)。宋郭忠恕書寫。用篆書、隸書、古文三體書寫，其中篆書字大，隸書、古文分列左右，字小。三體陰符經(jīng)是刻在唐懷惲禪師碑（又名隆闡大法師懷惲碑）碑陰，現(xiàn)存西安碑林。

　　七、《集篆古文韻海》。宋杜從古著。此書是在《汗簡》、《古文四聲韻》等書的基礎(chǔ)上編撰而成，所收古文頗為龐雜。杜從古自序說：“今輒以所集鐘鼎之文、周秦之刻，下及崔瑗、李陽冰筆意近古之字，句中正、郭忠恕碑記集古之文，有可取者，摭之不遺；猶以為未也，又爬羅《篇》、《韻》所載古文，詳考其當，收之略盡�！币簿褪钦f除收傳抄古文外，還收鐘鼎之文，即銅器銘文。成果《傳抄古文字編》所收傳抄古文本是不收銅器銘文的，但此書所錄古文形體不注明出處，給判定帶來了困難。為保持此書原貌，課題組未做改動，一并收錄。

　　由于此書所錄古文形體無出處，使用起來應當十分小心，不要輕易引以為證，當有所鑒別。

　　八、宋古文磚。宋古文磚，1958年初出土于河南省方城縣鹽店莊村宋墓中，磚是鋪在棺床上面，“據(jù)了解，磚約有三十余塊，現(xiàn)僅存八塊，磚的文字完全一樣。”簡報僅發(fā)表了一塊磚的拓片，六行，每行十六個字，第三行缺一字。簡報未發(fā)表釋文。磚文字體是傳抄古文，個別字不清晰，大多可釋。詳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方城鹽店莊村宋墓》，《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11期75—76頁。

　　九、宋志。宋故中山劉府君墓志，志蓋用傳抄古文書寫共九字，文為“宋故中山劉君之墓銘”。詳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洛陽地區(qū)文管處編《千唐誌齋藏誌》下冊1268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

　　北宋魏閑墓志，司馬光書寫，藏山西平陸縣文化館。志蓋用傳抄古文書寫共十二字，文為“大宋故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詳戴尊德《司馬光撰魏閑墓志之研究》，《文物》1990年12期83—85頁。

　　十、大嚮記碑。大嚮記碑，碑額用傳抄古文書寫，一行三字，文為“大嚮記”。從洪適釋。詳洪括《隸釋　隸續(xù)》355頁，中華書局1985年。

　　十一、金志。金代虞寅墓志，1979年出土于山東省高唐縣。志蓋用傳抄古文（原文誤為女真字，胡平生先生已辯之甚詳）書寫共十二字，文為“金故信武將軍騎都尉致仕虞公墓誌銘”。詳聊城地區(qū)博物館《山東省高唐金代虞寅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2年第1期49—51頁。

　　除上述資料外，元、明、清三代均有傳抄古文資料。元代以后的這些傳抄古文資料，該課題組均已經(jīng)按《說文》順序排列剪貼好，但《傳抄古文字編》未收錄，原因是：如果全部收錄，篇幅太大。另外，這些傳抄古文資料絕大多數(shù)淵自《說文》古文、籀文、三體石經(jīng)古文、《汗簡》、《古文四聲韻》等書，輾轉(zhuǎn)抄寫，沒有多少新的古文資料�；�于以上考慮，成果未加收錄。

　　該成果是將上述傳抄古文資料匯為一編，按《說文解字》的順序編排，共分為十四卷，附錄二卷。所收字形摹寫的不多，避免了字形的失真。對《集篆古文韻海》中個別字形的取舍，較為審慎，在盡可能吸收學術(shù)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chǔ)上，做出合理的判定。對傳抄古文自身存在的一些情況，做了較詳細的分析。主要有異體、通假、義同或義近、錯字等，還存在其他情況，如傳抄古文中有銅器銘文、玉印文等。

　　總之，傳抄古文資料情況比較復雜，在歷代的輾轉(zhuǎn)抄寫的過程中許多形體發(fā)生了訛變舛錯，加上攙雜其他的古文字，許多學者對傳抄古文抱有懷疑態(tài)度。但是，事實勝于雄辯，隨著戰(zhàn)國文字研究的深入，傳抄古文資料愈來愈引起學者的重視。一方面，古文字中尤其是戰(zhàn)國文字中的許多疑難字就是借助傳抄古文的形體得以釋出的。另一方面，許多學者利用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資料，考其來源，正其訛誤，從而有利于充分發(fā)揮傳抄古文的價值。

　　傳抄古文資料比較零散，有些學者者只對個別傳抄古文資料做了整理研究，缺乏系統(tǒng)的整理與研究。該成果將這些散落的“珍珠”用一條線串起來，匯為一編，方便學者使用。全書取材宏富，甄擇有方，體例完善，字形精準，是第一部關(guān)于傳抄古文的文字編，對古文字的研究尤其是對戰(zhàn)國文字的研究將起到積極作用。